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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后广东时代文化指向 　　2016年，广东语文高考再次回归全国卷，命题思想也再次回到全国大一统的格局。之前广东省自主命题，命题的倾向性更侧重于岭南的人文心态与价值取向。就拿高考作文来说，作文的命意以及优秀作文的遴选，更多地表现为广东人的务实性格与实证精神，作文的范本则更多地强调条理的清晰与论述的明朗。 　　虽然广东高考作文曾在命题上有意无意地关注考生的人文情怀，但是杯水车薪，广东人业已成型的人格心理以及成熟的作文备考“套路”，让这些有益的想法几乎成为泡影，而那些具有家国文化情怀、民族文化心理、深刻人文底蕴的广东考生，曾经是那样的战战兢兢，在广东高考作文面前，曾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也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当作文?淇冀?入后广东时代，也就是我们再次进入全国卷时代，我们的作文备考该何去何从，我们的作文思想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必要的矫正进而与全国卷同步，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全国卷的作文命题思想，依然固守池鱼，则必然囿于井底之蛙，备考效率也必然会大打折扣。笔者一直从事文化教学的相关研究，也一直在跟踪研究这些年的高考作文，包括广东卷与全国卷，在作文高考进入后广东时代，特别提出要关注作文命题的文化指向。 　　首先，应充分彰显“立德树人”的背景意义。“立德树人”中的“立德”，最早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均认为“立德”为人之“大上”、“根基”、人之本源，其意义无穷；三国时魏人李康的《运命论》中说：“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清代钱谦益也在《户科给事中孔吉授徵仕郎》中说：“夫给事中在帝左右，古多用履素立德者为之。”可以这样说，“立德之人”，向来为君王臣子的立身要义，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为集中、最为统一的关于“人”及“人才”的衡量高标。而“树人”，意在“教化人”、“培养人”，最早见于《管子?权修》篇：“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当前，教育界合并提出“立德树人”的精神诉求，也是多元社会、道德风范式微的客观反映。 　　作文如做人，“文如其人”，写作的实质是人的精神的外现，“立文”先“立德”，所谓“千古文章意为本”，也可以这样说，“千古文章德为先”，好的文章，要启发人、感染人、教育人，则必须闪耀“德性”、“美德”的圣洁光辉。中学生的写作，先要有“德性”，后才有“德行”。那些粗制滥造、假冒伪劣、无病呻吟的考场作文，其实丝毫不得写作的精髓。而作为“人心所向”的高考指挥棒，则必然会对学生的“德性”加以有力的正面引导、矫正，若忽视“立德”而一味仅仅注重考场作文“技术层面”的狂轰滥炸，则真正不亚于舍本而逐末，缘木而求鱼的虚妄作派了。 　　“德”从哪里来？从文化渊源中来，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来，这就涉及到作文教学的“文化层面”了。众所周知，中学教育一直偏重于知识的学习，而应试最大的弊端即是忽视“习德”，“美德”的习德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如果我们缺乏应有的“德性”，那么对高考作文的审读则必然流于肤浅。比如我们拿到2015年全国I卷的作文： 　　因父亲总是在高速路上开车时接电话，家人屡劝不改，女大学生小陈迫于无奈，更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通过微博私信向警方举报了自己的父亲；警方查实后，依法对老陈进行了教育和处罚，并将这起举报发在官方微博上。此事赢得众多网友点赞，也引发一些质疑，经媒体报道后，激起了更大范围、更多角度的讨论。 　　对于这道作文题的材料，如果我们稍有文化渊源的眼光，由“小陈大胆举报父亲”自然会想到《论语》中“证父攘羊”的故事，孔子讲“仁”与“礼”，所以他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相互宽容；而庄子则认为如此“信之患也”，不足为训；后来在《吕氏春秋》中，“儿子”的形象又有所改变：他先是举报父亲窃羊，当父亲因盗窃当诛时，又挺身“请代之”，最后终因其既“信”且“孝”而被免于重罚……这些文化名人与文化经典，其实对现实生活中的类似现象，早已争论不已，众说纷纭，且都有自身的道德评价标准。如果我们重视高考作文的文化指向，并以自身的“德性”去评判文化的纷争与现实的人事，这样的高考作文，必将战胜肤浅，让文章闪耀历史的、德性的文化光芒。这里所体现的“德性”，其实就是源自传统的文化经典极其那些高山仰止的文化泰山。 　　其次，应该充分把握“人文底蕴”这一核心素养。“人文底蕴”的语文意义，其着眼点应该就在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同时兼及文史哲、琴棋书画等内容。毋庸置疑，人文底蕴是促使一个人长久健康发展的精神内动力的综合体。因为是“底蕴”，所以它不张扬，往往隐含在各种事物之中，像“春雨润物细无声”；因为是“人文”，所以它对一个人的精神走向有极大的影响，为修身养性输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