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喜剧语言狂欢化色彩.docVIP

陈白尘喜剧语言狂欢化色彩 　　狂欢节的种种特点被引入文学创作,就使文学作品呈现出狂欢化的特点与色彩。诚如论者所言,“大型的群众场面――狂欢广场、不分阶级等级的亲昵接触、插科打浑、粗鄙的对话属狂欢化;奴隶变帝王、帝王变乞丐的人生双重性属狂欢化;庄谐结合的语言风格属狂欢化,被称作‘贫民窟自然主义’的底层人民的生活,以及可以称作精神心理实验的各种类型的精神错乱、个性分裂、异常的梦境,都是狂欢式的”。 　　“狂欢化”原指民间狂欢节的仪式、庆典、规矩、程式、演艺形式和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广场节庆活动、诙谐仪式和祭祀活动,小丑、傻瓜、巨人、侏儒和残疾人、各种各样的江湖艺人,种类和数量繁多的讽刺性摹拟体文学等等。与狂欢化相关的是“广场性”,它包括诅咒、骂人、耍泼、赌咒、发誓、吆喝、吹牛、欺骗等广场话语,将整个世界进行滑稽化、粗俗化、卑琐化、物质化、肉身化、色情化的广场体裁,随心所欲、不拘形迹的广场式交往,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广场气氛,构成了一种只有在民间集市和节庆活动中特有的文化征象。它们是民间狂欢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几千年来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的文学。拉伯雷的《巨人传》和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堪称典范,他们将上述种种狂欢节因素都纳入了文学,用以重新打造文学的世界,让世人耳目为之一新,成为近代欧洲文学史上奇特瑰丽的一页。鉴此,巴赫金高度赞赏拉伯雷是“民间诙谐文化在文学领域里最伟大的表达者”,指出在果戈理的创作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民间节庆文化的所有因素”。 　　同样,陈白尘喜剧继承了民族的诙谐文化与狂欢化的文学传统。在其喜剧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大量的狂欢化的语言,如果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些语言大概包括了以下的形式与特征: 　　广场式的吹嘘与吆喝。这是巴赫金所谈到的广场语言的一种,它“是广场语言体裁,如‘巴黎的吆喝’,集市上的骗子和药贩的吹嘘等等”。陈白尘的喜剧到处可见汉奸傀儡认敌为父、鱼肉百姓的无耻叫嚷,贪官黩吏弄虚作假,上流社会沉渣溃退后方,却高唱抗敌救国的连篇谎言,这类话语正是“巴黎的吆喝”的畸形变种,集市上骗子、药贩的吹嘘的另类表现。 　　《升官图》里假秘书长因不满意接待省长的准备工作,为了更好二制造本县繁荣的假象,他以广场式的吆喝不断地发号施令: 　　“齐局长,你向各学校去借一百二十张单人床,分到十二个卫生所去。马局长,你再找二十四个人,装扮做医生,每个卫生所两位。至于病人,……钟局长,你不是说病人很多么?害什么‘狗来拖’的?” 　　他同意马局长的办法,指示道:“从县监狱里提出一百二十个囚犯来,去装扮病人,样子既很像,监狱里犯人也少了,正显得我们政减刑轻,不又是一举而两得么?”至于防范犯人逃走的办法是:“用铁链子拴在床上”……这种弄虚作假、制造繁荣假象的种种“富丽堂皇”的布置,裸裎了假秘书长擅长吹嘘的“骗子”本色,充分暴露了这个公门猾吏的丑恶灵魂。 　　其次,大量的运用言语反讽。“言语反讽,又叫话语反讽,是作者(反讽者)为了达到一种声东击西的目的,在普通话语中要突出它的言外之意,并让读者去识破语言外壳与真实意旨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了意义上的增值。”言语反讽,故意偏离人们传统的接受习惯,其目的是揭示种种常规所掩盖的真实,它往往通过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来达成。 　　言语反讽形式在中国文学中有着较为久远的传统。中国人最善于“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从字里行间捕捉相反的意思。这种高明的话语策略,与中国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休戚与共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政治本能和生存本能的一种表征。在陈白尘笔下,言语反讽遍及大部分的剧作,其中尤以讽刺喜剧表现最为充分。 　　《升官图》中假秘书长在向各局长吹嘘自己冒险“救”知县的情景时,不露痕迹地点出各局长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各种伎俩,这时局长们各自心照不宣,然相互之间却频频以言语反讽谑笑对方:“这大概是老兄的德政”,“这又是阁下的功劳了”……省长侍从转述百姓上告县老爷们的“十大罪状”也不忘以言语反讽嘲笑知县:“您真是一个模范知县!” 　　让人物用高尚的语言表达不道德的思想,以严肃、体面的词汇形容卑劣的行为,可以说贯穿于陈白尘的全部讽刺喜剧,其中《升官图》尤为突出。 　　“不拘形迹的言语现象,如骂人话、指神赌咒、发誓、诅咒”是巴赫金所谈到的另一种狂欢化的广场语言。 　　民间喜剧常以卑贱的人物为主人公,他们社会地位的低微,以“无教养”的面目出现在舞台上,“大放厥语”而不至于引起统治阶层的非难。他们操持的不受语法规则束缚的广场语言,形态多彩多姿,内涵也十分丰富,既在思想上具有极大的反叛性,也包含强烈的口腔快感。 　　在陈白尘的倾向有“光明”的喜剧《秋收》中,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和士兵们,就拥有这类丰富生动、意趣横生的语言。姜老太婆堪称范例。这位村妪不仅喜欢骂人、咒人,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