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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协商及其构建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社会组织总数 从 1988 年归口到民政部登记管理之初的 4446 个增长到 2013 年 的 54.7 万个，增长超过 100 倍，平均每年增长约 21%。社会组 织涉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是国家治理的重 要主体。 [1] 社会组织协商是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否的 重要标志， 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 把社会组织协商提升纳入到 协商民主的高度， 把社会组织协商提高到战略地位， 有利于推动 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 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有利于强化 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由于社会 组织协商是新概念、新提法，本文试作初步探讨。 一、社会组织协商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组织协商在协商民主 结构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 其功能定位是社会稳定， 过程定位 是社会性， 价值定位是公益， 自我定位是社会性共同体的协商而 非政治共同体的协商。 社会组织协商的多重定位， 设定了社会组 织协商的范围与界限。 社会组织是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 益性或互益性等基本特征的组织。 社会组织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组 织协商不同于政党、政府、企业、公民个人之间的协商，不同于 政治协商和经济协商。 社会组织协商以社会为本位， 就社会发展 的价值、思想、利益、政策、人事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对话、 讨论。在价值多元化诉求中寻求价值共识， 在思想多元化中寻求 思想共识，在利益多元化中寻求利益共识， 在理性多元化中寻求 重叠共识，在政策和人事上获得最大化支持。协商、对话、讨论 是手段，共识和利益最大化是目的。 社会组织协商在于其社会性 而非政治性，失去了社会性这一根本标志， 社会组织协商就失去 了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第一，结构定位。社会组织协商是政治协商的基础，政治协 商是社会组织协商的保障。 没有社会组织的协商，政治协商会成 为空中楼阁。没有政治协商的保障作用， 社会组织协商会处于虚 置状态。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社会，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 种力量通过博弈达到动态均衡的社会， 三者共同构成稳定社会的 “三足鼎立”或“铁三角”关系。 一个只有政府一角的社会是具 有巨大风险的社会，只有两角的社会是不能长治久安的社会， 三 角形才具有稳定性。在这三角关系当中，社会组织是最为根本和 最为基础的一角。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其具有 七个层次，即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基层 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社会组织协商处在协商民 主体系的最底端。这表明，中国已经认识到社会组织在协商结构 中的基础地位，并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协商的新形式。 第二，功能定位。社会组织协商的核心功能是社会稳定。 “三 足鼎立”或“铁三角”关系决定了社会组织协商的基本架构， 即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商、 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协商、 社会组织之间 的协商。 也决定了社会组织协商的基本内容， 即政治重大决策的 协商、企业发展的重大相关利益的协商和社会组织不同利益诉 求、利益冲突、不同价值诉求之间的协商。没有社会基层组织的 协商，或者基层组织协商落实不到位， 将会严重影响协商民主的 发展。正所谓“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社会基层组织协商不牢， 将会影响宏观、 中观协商，使宏观协商、 中观协商难以全面贯通。 有人认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至少有四方面的政治社会意 义。社会组织对于创建协商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 解决社会矛盾 的多元力量、 提供新的协商公共空间具有助益性； 社会组织与政 府互动及合作关系对于社会公共管理的改革创新、 扩大与增强政 府合法性和执政有效性具有助益性； 社会组织健康和成熟的发展 对社会管理体制趋向健全与完善、 更好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具有 助益性；社会组织对缓解社会矛盾、扩展社会信任与公平、促进 社会和谐具有助益性； 在全球治理背景下， 社会组织可以为特殊 利益代言，避免国家利益在国际决策过程中失语具有助益性。 [2] 这种观点强调了社会组织的社会化功能， 其核心功能是稳定， 但 没有看到社会组织在政治协商之间的功能关系与变量， 而这种社 会稳定功能只有在协商的不同功能、 影响因子和变量中才能体现 出来。社会化不但是政治社会化，而且还在于社会化本身。政治 社会化， 只是社会组织协商的支流或者溢出而非主流， 社会化协 商才是根本，但受政治协商所决定和保障。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协商功能。 即在政府之外还有 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如果从广义政府的角度来说， 后三个方面协商也是政府协商一部分，仍然构成政府一角或一 足。如果仅从狭义政府的角度来说， 后三个方面属于非政府的政 治协商。 本文仍从广义角度定义政府协商， 并在此基础上细化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