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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学教育到新闻研究所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时代 摘要：新闻学从20世纪初创发展到今天, 已经取得了许多傲人的成绩。从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 到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立, 开启新闻学教育的发端, 这其中, 每一个人的作用都不可小觑。黄天鹏作为我国著名的新闻学者, 四十年如一日地从事新闻学教育, 他在复旦大学创立的“新闻研究所”, 开创了以实践为先导的新闻学教育方式, 作为徐宝璜的学生, 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对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影响颇深, 并且对今后的新闻学教育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黄天鹏, 原名鹏, 字天鹏, 别号天庐, 1905年3月出生在广东省普宁市。从1932年至1936年, 黄天鹏先后创办了《微言》《南报》, 以春秋笔法议论时政。在新闻学术研究方面黄天鹏也投入了大量的经历,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他先后出版《天庐传报》《新闻学刊》等书籍和杂志, 《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刊全集》和《新闻学演讲集》等论文集。纵观所著, 他的新闻学术著作达29种之多, 写作的新闻学术文章近百余篇。1930年, 黄天鹏接办《时事新报》, 之后他不仅承担了新闻通讯的实践工作, 还承担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研工作。鉴于自身的实践经历, 黄天鹏对该校新闻学的教学进行了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创办了复旦大学新闻学教研室。在新闻学教研室创办的过程中, 黄天鹏认为, “新闻学研究室的重要, 正像大学的图书馆, 一个化学系若是没有实验室, 化学便成了纸上的空论。新闻学系的新闻学研究室也正是这个道理”。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报人, 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 黄天鹏四十年如一日地从事新闻学教育, 本着“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在不完善的新闻学发展初期, 用他的丰富经历和实践精神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 为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的教育方式——知行合一,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 这种教育方式在新闻学转型的今天, 也不容我们忽视。其中李秀云评价他为“黄天鹏这一开创性的举措, 对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新闻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术传统的培养, 起到了很大的奠基和推动作用”。一、知行合一, 注重专才教育关于新闻记者的地位问题, 黄天鹏曾提出:“史之初义为史官, 类今日国史官之编纂或国防部之新闻官, 广而至于新闻记者。”用我们现在的话讲, 新闻记者也就是现代的史官。除此之外, 他也同样认为:“新闻记者既立在第三者的位置, 唯一的职务在于准确的报告。因此新闻记者的地位, 在社会上是超越的, 在精神上是独立的, 在记载上是客观的”然而, 受传统的士大夫观念的影响, 当时很多新闻系的学生内心深处仍然渴望成为气度非凡、才高八斗的“读书人”, 不喜欢从事报社的经营管理工作, 因此, 这种学术氛围导致报社经营管理人才相对短缺。受知行合一观念的影响, 留日归来的黄天鹏在上海沪江大学任教期间, 就十分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他认为记者要有采访、写作、评论以及协调工作的能力, 为了培养学生的报社经营理念, 他还主张要把新闻的专业知识分为编辑和经营两大门类, 用以培养专业人才。黄天鹏认为, 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必须是一个全才, 同时也要是个专才。“一要有天赋的才情、二要有广博的学问、三要有高瞻的见识、四还要有高尚的品德”, 在新闻事业发展的初期, 黄天鹏能够根据新闻事业的特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实属难得, 这不仅体现在他在《新闻学概要》等著作中, 也体现在他的实践教学中。在大众媒介素养教育方面, 他也有自己的理解, 教授人们如何读报, 为此, 他总结了五种方法:包括选择个人喜欢的报纸、根据时间合理安排阅报方式同时重点关注重要新闻、学会对报纸内容进行辨别、监督报纸内容, 督促报纸进步和通过阅报具备新闻学的常识五个方面。如果说新闻教育对新闻记者的意义就是教会他们如何从业, 那么对读者来说就是教会他们如何阅报。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媒介素养课程的雏形。二、注重实践, 跨界办学1929年, 恰逢“太平洋学会”在日本东京召开, 黄天鹏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结束后开始在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 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新闻研究所”的概念, 意识到新闻也可以通过建立研究所的方式进行教育, 于是复旦大学新闻学研究室应运而生。在教学的过程中, 他开设了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 课程内容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辅导知识和实践知识。此外, 他还将学校的校刊扩大改变成一个迷你报社, 按照实际报社的组成分别设立了社长室、编辑部等, 由学校教授进行指导, 但是实际工作都是由学生自己完成。在任教期间, 黄天鹏还提出了与业界共同办学的思想。具体方法就是学校与报社共同管理, 同时借用报社的师资力量, 并且还合办新闻教育培训班。举个例子, 《时事新报》的主笔潘公弼先生就担任评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