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澳门的博彩事业.docx

? ? ? ? ? 正确对待澳门的博彩事业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能够正确对待澳门博彩业的发展是坚持“一国两制”伟大方略的一个证明。 澳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无论是基本法还是中央政府都明确规定与再三申明确保港澳的繁荣与稳定。 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法律上的特许而不是人为的宽容，所以根本不存在博彩旅游业的发展是不是“道德”的问题。这里不仅反映了祖国的胸怀，更体现了中央的智慧。如果说“澳门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实践了‘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可以载入史册，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如果说今后“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至关重要”的话[1]，那么，动摇了澳门的博彩业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澳门繁荣和稳定的经济基础。 第二，做大做强澳门博彩这一主导产业就是在优化产业结构。 对于现存的以博彩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结构，中央明确希望为了巩固“现有优势……要继续加强和完善对博彩业的管理”。[2]这充分表明中央并没有削弱与更替澳门主导产业的宏观导向（2004年澳门经济增长率为28%，其中旅游和博彩增长率高达40%[3]）。 澳门博彩业成长为主导产业是有其历史、政治与文化根源的。它是经济演进中的市场选择结果，而绝不是人为的计划安排。它的形成，演进的速度与方式以及结果，都是受历史制约的。正是由于过程惯性，所以澳门过去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在与未来的选择。即使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澳门的产业结构也可能是家庭手工业（如手信）、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资讯产业（包括现代博彩业）共存的多种经济类型、不同技术水平的多元结构。新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显示了它的趋势，几乎是从哪里来也就决定了到哪里去。所以，即使政府有意适度降低其比重也需要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过程。 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志不在于哪个行业的选择，而在于行业本身的质量。澳门优化服务业的意义绝不亚于其他地区大力发展制造业。 现阶段提出把澳门的博彩业做大做强的战略构想，其深层意义不仅在于目前只有它才能促进与带动澳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也在于只有使它具有集休闲、旅游、会展、博彩为一体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游客来源的取向，从而吸引大量的外国消费者。我们预测到，休闲娱乐业将成为重要新产业，甚至已经被认为将成为“第五次浪潮”。由于它体现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冒险精神，对追求“运气”的诱惑，所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需求。虽然博彩业既不创造物质财富，又不能创造精神财富，仅仅提供特殊消费与满足概率极低的暴发需求，但是它能转移财富。所以才发生消费者不仅心甘情愿地，而且还迫不及待地把货币（一般等价物）抛出，而政府也同时获得巨额税收的神奇现象。据统计，澳门2004年财政总收入为195亿元，取自博彩业的税收已达147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80%。由此可见，对于人口不足45万人的澳门来讲，其经济与社会意义可谓重大。 澳门与内地是祖国与地方之间而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澳门的富强就是国家的富强，不存在此消彼长的相互对立的利益关系。难道今天还有谁去责怪湖南人来到广东消费吗？！所以必须扫荡这种陈腐的对内开放的封建壁垒。从这一点上讲，澳门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利益。 第三，对于博彩这一特殊行业的负面作用，必须有治标治本的深化措施。 无论如何，博彩业本身毕竟是一种特殊的产业。由于它的收益（包括负收益）既不是靠诚实劳动，又不是靠培养的智慧，既不是靠人才天赋，又不是靠环境支援，而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所以，只要参与者越过了休闲娱乐这条底线（比如心理素质在某一可承受的范围），就难免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尽管博彩业能够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但为了减少“病态赌徒”和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防止社会冲突尖锐化，世界各国均对本地居民的相关行为加以适当的限制。这就既需要法治，更需要教育。总之，我们要正视博彩业这把双刃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就必须确认这既是这一行业所固有的特点，又是发展它所付出的无奈的代价。 至于配合内地的禁赌风暴，尤其是遏制内地官员的豪赌作为，不是要停滞甚至关闭澳门的博彩业，而是要在源头上分清“公款”还是“私款”，分清哪些人“可以”涉入而哪些人“不可以”涉入。只有形成政治体制执法执纪的刚性约束，才能使禁令成为高压线（据介绍，近十年中国在境外赌场输掉的赌本约730亿美元[4]，另据说大约有人民币1700亿元，其中流入澳门的有人民币300亿元[5]）。 发展博彩业本身毕竟还是手段，而目的是经济的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税收也是用之于民）。在这里，目的是永恒的，而手段则是多样的、多变的。绝不存在澳门的博彩业永远独大，也不存在博彩业中赌场独大的永恒状态。所以，不仅中央政府希望澳门“在巩固现有优势的同时，努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增强发展后劲”，而且特区政府也有适度降低博彩业在经济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