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儿童早期照顾政策取向差异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docxVIP

OECD国家儿童早期照顾政策取向差异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儿童早期照顾政策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实现国家与家庭照顾责任的合理分工。以母亲所享假期的全薪等价比、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分别作为衡量“家庭主义〞与“去家庭化〞强弱的重要指标，可以发现目前OECD国家中的澳大利亚、西班牙、美国、英国在儿童早期照顾政策上采取的是“去家庭化〞取向，并倾向于通过增加效劳或现金支出的方式鼓励家长从市场选择家庭以外的照顾效劳。法国、韩国、挪威、瑞典采取的是“选择家庭主义〞取向，在通过开展公共化托育效劳积极分担儿童照顾责任的同时也尊重家庭的照顾权利。德国、日本、意大利采取的是“显性家庭主义〞取向，通过提供较长的带薪育儿假来支持家庭积极承担照顾责任，但在儿童照顾效劳供给方面却相对滞后。墨西哥采取的是“隐性家庭主义〞取向，由家庭单独承担儿童照顾责任。可见，大局部OECD国家在儿童照顾事务中承担了更为积极的责任分担角色。当前我国儿童早期照顾政策正处于转型期，未来不仅要努力扩展家庭以外的照顾效劳，而且应支持家庭更好地承担儿童早期照顾责任，通过产假、育儿假与高质量普惠性托育效劳之间的有效衔接，实现儿童与女性的共同开展。[关键词]0～3岁儿童;儿童照顾;去家庭化;家庭主义在我国，0～3岁儿童照顾问题正日益从家庭内部走向公众视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的“单位体制〞下，国家曾一度通过举办“托儿所〞积极介入到城市家庭婴幼儿照顾事务中，有效分担了双职工家庭的照顾责任。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单位福利瓦解，集体化的“托儿所〞早已难觅踪迹，虽然借助全职妈妈、亲属、保姆以及市场零散的托育效劳使得儿童照顾问题暂时“隐蔽〞在家庭内部，但伴随着家庭结构和形态的进一步变化，科学育儿浪潮的涌现以及女性对性别平等的追求日盛，家庭所能获取的资源与其所承担的照顾责任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育儿家庭迫切需要公共政策做出更为积极的回应。2021年?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效劳开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意味着国家介入0～3岁儿童照顾的态度愈加积极，但从总体而言，儿童照顾政策体系的方向尚不明晰，国家与家庭的照顾责任分工是怎样的？国家将以何种方式分担照顾责任？是致力于扩大家庭以外的照护效劳还是倾向于强化家庭自身的照顾功能？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讨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所面临的儿童照顾问题并非独有的，随着女性外出工作的比例升高，传统的男性养家者〔malebreadwinner〕模式被双薪养家者〔dual-earner〕模式所动摇，家庭所面临的儿童照顾赤字〔childcaredeficit〕已成为全球性问题，【1】并被视为西方福利国家后工业时代面临的“新社会风险〞之一。与“旧社会风险〞不同的是，福利国家的政策目标群体不再仅仅局限于有工作的男性工人，也不仅仅关注养老金、工伤等劳资双方之间的利益协调，“新社会风险〞要求政策的对象要扩展至女性、儿童等边缘群体，并且开始关注女性就业所引发的工作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为了应对新的风险，即使在福利紧缩的时代，仍然有许多国家持续扩大与儿童照顾有关的公共支出，干预这一在“旧社会风险〞看来属于私人生活的领域。【2】但不同国家干预儿童照顾的方式不同，儿童照顾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本研究试图梳理经济合作与开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国家0～3岁儿童照顾政策的不同取向，着重分析不同国家在儿童照顾责任中担当的角色及其与家庭的关系，以期为我国未来的儿童照顾政策调整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路。一、“去家庭化〞与“家庭主义〞：儿童照顾政策取向分析框架谁来承担0～3岁儿童的照顾责任？从历史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处于变动之中，其背后隐含的核心问题是儿童照顾究竟是家庭事务还是公共事务，是属于国家不可轻易逾越的“私领域〞还是需要国家积极介入的“公领域〞。传统农业社会中，儿童与国家的關系比较隐蔽，依附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之中，宗教以及国家等力量介入儿童照顾事务是被动和消极的，通常在家庭无力抚养时才会进行干预，家庭承担着主要的儿童照顾责任。然而，伴随工业革命兴起，城市化、工业化改变了家庭原有的结构与功能，尤其是劳工阶层的女性外出参加劳动，使得家庭所承担的儿童照顾功能削弱这一问题逐渐暴露于政府与公众面前。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劳工阶层以及贫困家庭的儿童死亡率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种现象被认为是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所导致的，从而为国家积极介入家庭提供了依据。加上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一系列有关产假、贫困儿童公共救助方案的措施在工业国家里得以建立。【3】二战以后，在“贝弗里奇理念〞的引导下，欧洲普遍建立了系统的福利国家制度，但男性养家者模式仍然是主导的家庭模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