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全景监狱.docxVIP

新媒体时代的全景监狱 一、 对农村低保工作的关注 2020年5月22日，艺术家童卓在直播中透露了他的学生。因为大多数礼仪学校都只招收学生。因此，孟卓将学生身份从优秀学生改为准生。仝卓自爆事件一出，引发舆论热议。一方面网友对仝卓的“自爆”及其过程中流露出的得意姿态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同时网友也纷纷质疑其修改身份信息背后是否存在滥用职权、高考舞弊等问题。另一方面教育厅、纪委等相关行政部门开始对该事件进行调查。随着网友不断关注以及媒体的跟进报道，29日仝卓在微博发表道歉信。6月12日，山西省教育厅宣布仝卓2013年高考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同日，中央戏剧学院撤销仝卓毕业证书；临汾市纪委监委发布对涉事人员的处理通报。仝卓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教育资源，违背教育公平原则，行政机关对涉事人员的处理，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秩序得到进一步完善，最终使得舆论消散、风波平息。 二、 管理阶层的监督 全景监狱源于英国学者边沁设计的一种只需要一个监视者就能监视所有犯人的圆形监狱。1975年法国哲学家福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景敞视监狱”的概念。全景监狱是以瞭望塔为中心的环形建筑，犯人被关押在环形建筑划分出的许多牢房中，在全景监狱中，位于瞭望塔的监视者能看到所有的犯人，但是监视者却不被看见，这样的监狱结构，有效实现了监督的功能。福柯还认为现实社会中也存在这种监督，主要是掌管权力的社会管理阶层对普通公众的监督与控制，而这时的现实社会具有“全景监狱”的属性。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信息把关较严、传播渠道单一、缺乏信息反馈，公众对于信息的接收处于被动地位，所以造成公众对信息的认知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感知都局限在官方或媒体话语立场中，并且官方和媒体的观点、态度对公众的认知具有深刻的影响，从而实现了管理阶层对公众的监督与控制。所以传统媒体时代，现实社会类似于“全景监狱”，大众媒介成为了管理阶层监督、控制普通公众，实现社会管理的工具。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全景监狱”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于媒体对海量信息的把关能力弱化，公众信息获取渠道的扩展，社交媒体平台信息的多形式发布、病毒式的传播速度以及高度及时的互动特性，使得普通公众不仅从信息的“接收者”变成“传播者”，同时，还成为了公共事件的“解决者”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者”。公众借助社交媒体就社会事件在短时间内迅速整合群体意见，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域，在网络围观的同时对社会进行监督。而这时不同于“全景监狱”中目光由中心向外的扩散，网络围观中的目光由四周向中心聚焦，因此“全景监狱”模式发生改变，形成了一种与之相反的“共景监狱”理论。“共景监狱”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与控制。 三、 凝视监督权。根据筛选一个 “共景监狱”是“全景监狱”的反置，个体暴露于公众的视野和围观之中，承受社会成员的凝视与监督。在“仝卓事件”中，直播自爆的仝卓无疑是公众围观、注视的对象，网友们随着自爆的线索，挖出仝卓父亲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引发了网友更大讨论与质疑是否滥用公权力为身份篡改“助力”，舆论的再次发酵使得仝卓父亲进入公众的集体围观。 （一） 破坏教育公平，扰社会和谐稳定 传播学奠基者拉斯韦尔概括出大众传播具有环境监视的社会功能，赖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众传播在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仝卓利用其父亲的职务之便非法谋取利益，破坏教育公平，扰乱社会秩序。同时这类以权谋私的现象并非偶然，这在一定程度体现出社会不公平的存在。两方面叠加刺激了公众的神经，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舆论出现极化。社交媒体打造的在场感与信息交流的高频度使得事件中公众蕴含的情感也具备了较高的渗透性，共情效应促使参与到舆论中的公众将身份设置成应届生，体会到遭遇不公正待遇，发出愤慨的同时也要抵制这种社会不公的现象，由此推动监督权利的产生。 （二） “自我规训”意识不足 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理论构建了一个规训的世界，而这种规训并不是依赖对被监视者肉体的惩罚，而是依靠监视者的目光，福柯认为目光代表着权利，在权利效应的驱使下，被监视者放弃反叛的想法或者行为，自觉地进行自我约束，最后达到自我规训。其中，福柯认为观看就是权利的实施。萨特更加强调观看的破坏性，其认为个体在他人的凝视下会感受到痛苦。 仝卓在直播中谈及更改身份信息时并未意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且还略带得意的姿态，激起了网友对他的批评甚至是言语攻击，吸引了公众的目光，公众的围观可以看作是监督权的实施，仝卓在公众的围观压力下，发表道歉信，申请撤销学籍学历，满足公众严惩不法行为的意愿。仝卓不得不通过自我异化的方式内化公众的批评来进行自我规训。同时“自我规训”也在相关部门中发挥效力，由此推动行政部门介入展开调查。 （三） 从自我认识出发，个体以结果自己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的“镜中我”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认识来源于个体与他人的互动，把他人对个体的态度与评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