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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矫正的生成根据与本土实践 基于共同基础研究和有效矫正的理论和方法，已在西方犯罪矫正领域迅速发展。这是一种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的新型犯罪矫正体系。我国2012年开始了循证矫正的探索，在循证矫正的生成根据、犯罪矫正有效性判断、循证矫正项目开发等方面取得了有益成果，但本土实践方面仍有不足。本文试图在梳理循证矫正生成根据和中西方循证矫正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讨论矫正有效性及其衍生问题，以期能为本土循证矫正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一、 循证矫正生成根据的认识有待提高 由于对循证矫正的理解不同，从而对循证矫正的生成根据存在不同的界说。纵览相关研究，主要有:“有效性诉求说”“转变说”“应用说”“折中选择说”“价值追求说”等界说。 循证矫正的开创者谢尔曼(Sherman)、麦肯齐(Mackenzie)等人在提出“循证警务”(Evidence-Based Policing) 在我国，有学者认可循证矫正“有效性诉求说”，认为循证矫正是西方国家对实务工作有效性的诉求下，推广到矫正领域后的新概念 上述循证矫正生成的不同界说，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研究循证矫正的视角和思路。然而，上述界说分别关注了循证矫正生成根据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缺乏对循证矫正生成根据的全面认识。正因为此，对循证矫正的理解也常常存在误区和争议，如将循证矫正简单地当作一种犯罪矫正的方法而被批评为循证矫正是“食谱”，因简单套用循证医学模式而被批评为循证矫正是医学霸权在犯罪矫正领域的扩张，因单方面理解循证矫正而将科学证据窄化为通过定量分析获得的研究证据，这些都给循证矫正的研究和实践带来困难。 事实上，尽管循证矫正的生成有不同的界说，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不同界说是交织发展的。有效性诉求说和转变说涉及对犯罪矫正使命和社会问题解决的思考，应用说是对传统矫正方法无效的工具性回应，折中选择说和价值追求说则是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分析循证矫正生成的不同界说，循证矫正的生成不仅限于上述不同界说中的一种或几种，而是生根于矫正使命、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工具性因素三方面，是三方面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结果。 二、 基于证明修正产生的多元互动因素 (一) 矫正无效阶段 1974年，马丁森(Martinson)对1945年到1967年的231项犯罪矫正的研究进行了检验，得出了矫正在控制再犯方面低效，甚至矫正无效的结论 上述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涉及的是怎样理解和把握矫正的使命问题。犯罪矫正是否有效，是人们根据特定理念制定的需要达到的目的，其判断标准基于矫正使命的达成。而矫正的使命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是伴随着犯罪刑罚体系、社会发展需要变化着的。 纵览刑罚体系的发展史，对待罪犯的处遇大致经历了惩罚报复阶段、监禁刑罚阶段、监禁刑罚与社区性刑罚共存阶段三个阶段。其中，惩罚报复阶段，以生命刑、肉体刑、驱逐、流放等剥夺生命或遭受极度肉体痛苦来惩罚并报复罪犯的犯罪行为，同时，通过公开的酷刑 在新阶段，刑罚的目的不仅局限于对服刑人员的惩罚和矫治，更在于科学、有效地帮助服刑人员回归社会，惩罚和矫治都是为了帮助犯罪人员能够顺利回归社会。那么，如何理解和实现回归社会?翟中东教授提出可以从监狱行刑中的回归社会措施和社区服刑中的回归社会措施两方面进行 从刑罚体系发展阶段来看，矫正为何无效?首先，矫正出现在上述刑罚体系发展的第二阶段，矫正的内容和方式主要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心理矫治。马丁森关于矫正无效的论断就是建立在传统以心理矫治为主的犯罪矫正模式上。心理矫治模式对于传统矫正使命而言具有其合理性，而对于新阶段矫正使命而言则具有局限性和滞后性。其次，传统矫正建立在惩罚和预防犯罪基础之上，其矫正内容和矫正方式或以维护社会秩序为重心，或以矫正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为主要工作，对服刑人员本身需求及社会对服刑人员的影响因素关注不够。不仅如此，监禁的方式还存在阻隔服刑人员参与正常社会生活、导致服刑人员之间交叉感染等弊端。而新型刑罚体系内含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对监禁矫正弊端的克服 相比较于新时期犯罪矫正的使命，以监禁为主要形式时期的矫正则显得无力，进而出现矫正低效或无效。面对新时期的矫正使命，需要创新矫正模式，循证的理念和方法给传统犯罪矫正带来了希望，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矫正的理念和操作框架，还致力于矫正的效果和效益。 (二) 社会问题的表现 任何社会改革、新技术的使用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循证矫正的生成也不例外。20世纪中后期，监狱人满为患，新犯罪不断出现，传统犯罪矫正效用不强，监禁支出不断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重，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成为促使循证矫正生成的外推力。 首先，监狱人满为患，新犯罪不断出现，人们开始质疑矫正的效果和效益，开始反思传统以权威为本的犯罪矫正实践并进行批判，积极寻求科学、有效的犯罪矫正策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