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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隋唐与突厥的战略战术 大统六年（540年），土耳其和西魏之间的军事战争可以在中国史料中找到。 突厥人“重兵死而耻病终” 北周大定元年 (581) , 杨坚废周自立, 建立隋政权。隋建国伊始, 即引发突厥大举进攻。之后, 隋与突厥的战争持续不断。隋末, 东突厥控弦之士百万, 兵强马壮, 为北亚霸主。武德元年 (618) , 隋朝覆灭, 唐取而代之。新兴的唐王朝立国未稳, 突厥部落已逼近唐首都长安。突厥为隋唐帝国的主要威胁。 作为中原国家, 骑射远远逊于突厥的隋唐帝国, 如何阻挡突厥南下牧马的铁蹄?易言之, 隋与唐采用了何种战略战术与突厥较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只从军事技术的层面, 探讨隋唐与突厥作战方法的演变, 以期推进隋唐与突厥关系的研究。 一、 清除突厥兵权,维护充分利用周法“结合”的战略方针 虽然开皇二年 (582) 突厥沙钵略 (Il külüg ad bagha i para qagan) 发五可汗之兵40万, 大规模南下攻隋 《隋书》卷四八《杨素传》云: (开皇) 十八年 (598) 可胜计, 群虏号哭而去。 《隋书·杨素传》所记虽然是十几年之后的事, 但从“先是”二字可知, 隋与突厥交战, 隋军将领均采用“方阵”这种作战方法。所谓“方阵”, 即由步兵、车及骑兵三部分组成, 战时步兵与战车交错, 将抬着的鹿角 (即削尖的带枝树木, 形如鹿角, 又称“拒马”) 半插入地, 构成方阵, 骑兵位于阵中央。步兵与车夹杂鹿角组成的方阵, 是为了限制和阻止突厥骑兵的冲击。故而《资治通鉴》胡注概括说:“此古法也, 虽卫青、刘裕未之能易也, 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也。” 关于隋与突厥作战方法, 还有一条记载可供参考。《资治通鉴》卷一八〇大业三年 (607) 条 法尚曰:结为方阵, 四面外拒, 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内;若有变起, 所当之面, 即令抗拒, 内引奇兵, 出外奋击, 车为壁垒, 重设钩陈 (钩陈, 曲阵如钩, 象天之钩陈星) 。此与据城, 理亦何异!若战而捷, 抽骑追奔, 万一不捷, 屯营自守。臣谓此万全之策也。 周法尚虽然是针对如何保护出行的天子所说的, 但他的“结为方阵”云云, 还是隋对付突厥的战术, 正可补充上引《杨素传》一段记载的不足。据此可知, 隋步兵与车组成的方阵, 要充当壁垒, “四面外拒”, 即针对防范来自外面的冲击, 步兵要与车配合, 车弯曲排列, 间以鹿角, 交错形成钩状, 这样可以减小突厥骑兵的冲击力, 限制骑兵的奔突活动。随着车和鹿角对突厥骑兵的阻拦, 破坏了突厥骑兵的阵型, 这样步兵可以冲到车外作战。如果步兵击败敌兵, 在阵中间的骑兵再出来追击。这是一种保存骑兵力量的作战方法, 是典型的消极防守之法。杨素抨击这种战术为“自固之道, 非取胜之方也”, 正是对其特点的准确概括。 这种战法的消极作用, 还可以举唐代一次战败的军事行动为例。《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 从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 为前军总管。至鹰娑川, 突厥有二万骑来拒, 总管苏海政与战, 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二万余骑续至。定方正歇马, 隔一小岭, 去知节十许里, 望见尘起, 率五百骑驰往击之, 贼众大溃, 追奔二十里, 杀千五百余人, 获马二千匹, 死马及所弃甲仗, 绵亘山野, 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 谓知节曰:“虽云破贼, 官军亦有死伤, 盖决成败法耳, 何为此事? 显庆元年 (656) 唐遣程知节征讨贺鲁。当时的军事力量, 尤其是骑兵力量, 与隋开皇大业时期有天壤之别, 故而苏定方能够“率五百骑驰往击之”, 驰骋逐北, 横扫千军。但因王文度嫉贤妒能, 在敌弱我强的局势下却采用了消极防御的方阵法, 致使唐损马疲军, 出师无功。王文度所用的方阵, 与隋方阵法不完全相同, 但同样是不求进取、避免主动出击的胆怯保守战法。这种战法在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保之策, 而在唐远征贺鲁时, 则成为荒唐可笑之法。王文度“结为方阵”的结果, 是“马多瘦死, 士卒疲劳, 无有战志”, 隋方阵之法的弊端也于此不难想见。 中古战场上, 骑兵的多少、强弱往往成为战争胜败的决定力量。当游牧民族骑兵多时, 定居民众无力抵抗, 就多用车布阵, 以期缓解敌方骑兵的冲击。距隋与突厥方阵战一百多年后, 哥舒翰对阵安禄山, 也使用了车阵。《安禄山事迹》卷下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条注云: 初, (哥舒) 翰造毡车, 以毡蒙其车, 以马驾之, 画以龙虎之状, 五色相宣, 复以金银饰其画兽之目及爪, 将冲战, 马因惊骇, 从而攒戈逐之 哥舒翰的毡车战法, 是以画以猛兽的毡车惊吓安禄山的战马, 阻挡并破坏安禄山骑兵的进攻, 从而趁敌人混乱时形成反攻。现在看来, 此法近乎儿戏, 但是哥舒翰仓促应对从范阳直冲西进的安禄山而采取的无可奈何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