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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拼记看鲜卑语 总的来说，有一个独立的国家语言，即浅绿色和安静。鲜卑语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初被称为国语、旧语, 孝文帝称之为北语, 对于拓跋鲜卑是否有文字, 学术界并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 鲜卑语没有文字。笔者赞成此说。但是当时用何种文字记录鲜卑语, 尚未见有专文探讨。为此, 本文拟对鲜卑语无对应的独立文字, 以及北朝用汉字拼写鲜卑语来对其进行记录和传习的历史事实加以考辨。 一、 卓索尔没有民族文本研究 (一) 以书写的文字结构指征 在有关拓跋鲜卑有无文字的讨论中, 有一种意见认为拓跋鲜卑有文字, 但后来失传。如缪钺先生即认为“北魏时必有可以书写之鲜卑文”。 事实上, 纵然“言有易而言无难”, 但是迄今为止, 有关鲜卑有民族文字的断言却总归是一种臆断, 没有人曾拿出有力的证据。无论是历史学还是考古学材料, 都无法证明鲜卑文字曾经存在过, 即使在民族文字种类众多的敦煌文书中也没有发现有关鲜卑文字的只言片语。因此, 认为拓跋鲜卑有自己的文字的学者所罗列的证据, 最终都不免落入解释学的窠臼, 不能予以确证。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鲜卑族无文字。如周一良先生认为:“史书多处提到鲜卑语, 但从未言鲜卑族自有文字。北魏墓葬及被怀疑为拓跋氏兴起以前的鲜卑墓葬中, 都从未发现过他们的文字。如果有自己的文字, 嘎仙洞里祭祖宗的祝文就应用鲜卑文, 或汉文鲜卑文并用, 而不应只有汉文。” 首先, 史书中未见鲜卑文、鲜卑书或鲜卑字的记载。史书中有“鲜卑语”、“北语”、“旧语”、“国语”、“夷语”或“夷言”的记载, 其次, 《隋书·经籍志一》的相关记载可反证拓跋鲜卑没有文字。 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 又得西域胡书, 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 文省而义广, 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后魏初定中原, 军容号令, 皆以夷语。后染华俗, 多不能通, 故录其本言, 相传教习, 谓之“国语”。今取附音韵之末。 第三, 平城等地的匾额、碑刻等都是用汉字书写的, 如书法家崔玄伯、卢渊、窦遵, 为当世所重。《魏书·卢渊传》:“初, 谌父志法钟繇书, 传业累世, 世有能名。至邈以上, 兼善草迹。渊习家法, 代京宫殿多渊所题。白马公崔玄伯亦善书, 世传卫瓘体。魏初工书者, 崔卢二门。” 第四, 如果存在鲜卑文字, 那么在积极学习汉文化的氛围中, 应该会出现对汉语典籍大规模翻译的现象。但事实上, 史书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鲜卑贵族应该是直接学习汉文典籍。史籍中所见关于汉文典籍翻译的史料, 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使侯伏侯可悉陵用鲜卑语翻译汉文典籍《孝经》: 魏氏迁洛, 未达华语, 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 以夷言译《孝经》之旨, 教于国人, 谓之《国语孝经》。 孝文帝翻译《孝经》的目的是方便普通鲜卑民众学习儒家伦理。因为当时“国人”汉语水平还很低, 学习《孝经》需要借助于鲜卑语。这里的“夷言”指鲜卑语, 不能理解为鲜卑文字。 第五, 《隋书·经籍志一》所载与鲜卑语有关的书籍都出现于拓跋鲜卑迁洛之后, 此前北魏的核心地区并没有出现战乱或书厄等因素, 不存在损毁的问题, 所以可以认定此前并无用鲜卑语原创的典籍, 由此可以推出鲜卑语无对应文字的结论。 附带提及, 有的学者认为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 (425) “初造新字千余” 在昔帝轩, 创制造物, 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 随时改作, 故篆隶草楷, 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 传习多失其真, 故令文体错谬, 会义不惬, 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 名不正则事不成, 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 世所用者, 颁下远近, 永为楷式。 诏书认为文字是黄帝时代的发明创造之一, 最早的文字是黄帝命仓颉“因鸟兽之迹”创造的象形字。因在文字的传习过程中篆、隶、草、楷等字体长期并行, 难免出现“文体错谬”的现象, 导致当时部分文字已经严重地“会义不惬”, 与造字原理不合, 因此有必要以会义法新造一些字, 取代那些“会义不惬”的字, 以正本清源, 并永为范式。诏书所说文字必为汉字, 鲜卑字何来“经历久远”, “篆隶草楷, 并行于世”?太武帝当时遇到的文字方面的问题, 其实就是汉字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解决的字形规范问题, 太武帝的解决办法是严格按照造字法另造部分新字, 以文字革新的方式实现文字统一。这新造的一千余汉字, 由于严格遵循汉字造字法, 能够减轻初学者的学习难度。可以想象, 新字的这一优点正是太武帝造字所追求的效果。所以, 造新字可能与拓跋鲜卑学习汉字的需要直接相关, 因为当时汉字使用中俗体字、异体字甚至错字太多, 使用混乱, 给鲜卑人学习汉语带来很多困难, 才产生了这一需要。《颜氏家训·杂艺》篇中提到的“更生为苏” (二) 胡书、胡书等 史书中多次出现“胡书”一词, 所指非一, 但并非指鲜卑文字。一些学者把《颜氏家训·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