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卿《汉书》帝纪后论新探.docxVIP

范卿《汉书》帝纪后论新探 范烨的《后汉代》对他的历史著作和评论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对古今作品和评论来说，很少有人可以详细观察和评论。班氏最有高名, 既任情无例, 不可甲乙辨, 后赞于理近无所得, 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 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 皆有精意深旨, 既有裁味, 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 笔势纵放, 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 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 非但不愧之而已。” 一、 《汉书》后论的历史意义 范晔《后汉书》史论的开篇, 是《光武帝纪》的后论, 他这样写道: 皇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 以建平元年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 有赤光照室中。钦异焉, 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吉兆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 一茎九穗, 因名光武曰秀。明年, 方士有夏贺良者, 上言哀帝, 云汉家历运中哀, 当再受命。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年, 称“陈圣刘太平皇帝”, 以厌胜之。及王莽篡位, 忌恶刘氏, 以钱文有金刀, 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白水真人”。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 遥望见舂陵郭, 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 遥望南舍, 火光赫然属天, 有顷不见。初, 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 信有符乎?不然, 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 读了这一篇《光武帝纪》后论, 再对照前面所引证的范晔关于对自己所撰史论的评价, 人们不禁会哑然失笑, 认为这是极其荒唐的事情。在这篇后论里, 范晔为了说明“王者受命, 信有符乎?不然, 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他一连列举了“赤光照室”、卜者王长所语、方士夏贺良上言、望气者苏伯阿之叹、道士西门君惠和李守的预言等等。可以说, 一切可以用来说明“王者受命”“有符”的手段都派上了用场。对于一个确信“死者神灭”、“天下决无佛鬼” 诚然, 这或许就是一个史家在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局限的一种反映。南北朝时期, 史家著史, 凡论及改朝换代之君, 都要表明他有异于常人之处。如《南齐书 · 高帝纪》说萧道成“姿表英异, 龙颡钟声, 鳞文遍体” 当然, 范晔《后汉书》帝纪后论的这一开篇, 还有历史上的渊源。大家知道, 《东观汉记》出于东汉史家之手, 是东汉史的最早撰述, 对其后的诸家东汉史撰述有很大的影响。查《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记光武出生时的情景, 是这样记述的: 皇考初为济阳令, 济阳有武帝行过宫, 常封闭。上将生, 皇考以令舍下湿, 开宫后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时, 有赤光, 室中尽明。皇考异之, 使卜者王长卜之。长曰:“此善事不可言。”是岁嘉禾生, 一茎九穗, 大于凡禾, 县界大丰熟, 因名上曰秀。是岁凤凰来集济阳, 故宫皆画凤凰。圣瑞萌兆, 始形于此。上为人隆准, 日角, 大口, 美须眉, 长七尺三寸。在舂陵时, 望气者苏伯阿曰:“美哉!王气郁郁葱葱。” 这些传说和杜撰, 带有浓厚的 纬色彩, 自不能视为信史, 它们只是反映了东汉史家对东汉开国之君的美化和神化罢了。以这一段文字同范晔《后汉书 · 光武帝纪》后论相对照, 可见后者本出于前者, 且增写了“初, 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等语。范晔去东汉灭亡已二百余年, 他本应完全摆脱这种美化和神化的羁绊, 但是他却未能摆脱它, 这令人不解, 似又在情理之中。 范晔是一个有批判意识和深刻历史见解的史家, 尽管如此, 他仍然不能完全摆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给予史家们的思想局限和政治局限, 即对于开国皇帝的种种美化和神化。这样一个消极的史学传统, 也不只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史家当中存在, 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只不过是时强时弱、时隐时现而已。从这一客观事实来看, 我们指出范晔在这方面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是必要的, 但也不好过分苛求于他。 二、 “中立”之业,未尽事宜,致“和帝永元年间” 范晔毕竟是一个优秀的史家, 从根本上和全局上估量他的《后汉书》史论, 自是中国古代史论中的杰作。上述《光武帝纪》后论的荒诞无稽, 不会掩盖其根本上和全局上的成就。即以《后汉书》帝纪后论来看, 范晔关于东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个重大转折的把握和评论, 反映出了他看待历史形势的卓识。 范晔认为, 东汉社会, 以光武帝、明帝、章帝三朝为兴盛时期。他对于光武帝时即建武年间的政治有很高的评价。举其要者, 例如, 他感慨于“中兴之业, 诚艰难也”, 称赞光武帝居安思危, 常自危惧, 能谨慎而妥当地处理西域、匈奴等地的民族关系 明帝善刑理, 法令分明。日晏坐朝, 幽枉必达。内外无幸曲之私, 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 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 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这里是特别强调了明帝的“善刑理, 法令分明”, 以至达到了“内外无幸曲之私, 在上无矜大之色”的局面。从政治上看, 应当说这是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