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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目录史部目录的历史演进 清代目录学家张学诚提出“章学、镜起源”的观点。他认为，目录学和学术史应该结合起来。“明和徐有相同的内容，只说了九流百氏的研究，河里有珍珠，没有遗漏。如果人们想谋生，他们应该像书一样计算。”。 一 史部目录的确立 中国历代古籍目录分类法从六分法始,历经五分、七分、八分、九分、十二分等分类法,至经、史、子、 集四部分类法一统天下,经历了较长的嬗变过程。与其他分类法相比,四部分类法影响深远,居于古代图书分类正统地位,体现了儒家的图书价值观念。代表历史典籍的史部,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历史典籍的分类,源于西汉末刘歆《七略》,它是古籍目录六分法的肇始。《七略》类目分六大类,“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魏晋南北朝在古籍目录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由于东汉以来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加之自汉代儒学崛起后,经学日趋繁琐,并与谶纬相混,使经学走向神学化,失去了生命力。农民起义、群雄乱争结束了汉朝的统治,也打破了经学对学术思想的束缚,学术文化在这一阶段出现此消彼长、纷繁多彩的局面。目录学随之呈现出复杂状况,一方面以《七略》为代表的两汉图书分类法逐渐不适应学术思想的发展,四部分类法在酝酿、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新的分类法不尽合理,目录分类法有复旧的趋势,但最终确定了四分法的基础。与此相适应,史部目录也必然随着目录学和史学学术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 此期史学有了很大发展,私人修史风气很盛,历史书籍已具备多种形式和体裁。据《隋书·经籍志》载, 此期所存史部书籍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三十四部,一千三百八十四篇的数量相比,部数是后者的二十四倍,篇卷数是后者的九倍。 魏晋时史部在古籍目录分类体系中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晋秘书监荀勖依据魏秘书郎郑默《中经》, 更著《新簿》,创设四部分类法。荀勖在《中经新簿》中“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 虽说四部分类法在魏晋发生发展,但受《七略》六分法影响的分类法并未消弭。自晋至隋,以《七略》为代表的分类法一再出现,与四分法并行。如南朝宋秘书丞王俭的《七志》以及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等,就在《七略》分类法基础上有所发展。虽然王氏《七志》和阮氏《七录》未占据目录分类法的主流,但这两种目录对史籍的分类确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王俭在编成《元徽四部书目》之后,“采公曾之《中经》,刊弘度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 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隋书·经籍志》总结魏晋以来图书分类法,沿用荀勖、李充等开创的四分法,将群书分四部,正式冠以经、史、子、集,标志着自荀勖所创的粗疏的四分法走向成熟,自此终结了魏晋以来古籍分类相互竞争的局面,开始了以四部分类法为正统的新阶段。《隋书·经籍志》中的史学典籍分类所引起的变化,可说是根本性的: 它把《七录》中的纪传录改为史,确立为四部中的史部; 其史部中的类目也是在《七录》纪传录基础上进行细分,分群书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此后的宋、元、 明、清历代目录中史部类目大都遵循《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只是有所增益。如后晋刘昫等编撰的 《旧唐书·经籍志》,分类与《隋书·经籍志》大体相同,其史部只是略有变更; 宋人欧阳修等所修《新唐书·艺文志》,史部与《旧唐书·经籍志》基本相同。至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则博采众家分类法之长, 将四部分类法推向高峰,其史部为十五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类下又根据书籍的性质、数量、年代等具体情况再分为属。《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概貌性地展示了中国史学之源流,较完备地总结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史学发展。 代表史学典籍的史部在古籍目录分类演进中,从最初分散历史典籍于目录各类之中,逐渐发展到专门集中于史部,真实反映了历代史学变迁的轨迹,也表现出目录学家对史学发展变化的客观认识过程。 二 两汉至隋学术源流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变化不仅表现在目录史部类目的历史嬗变中,其学术源流在目录史部大序、小序中也得以凸显。古籍目录中的大序、小序,肇始于刘歆《七略》中的辑略。刘歆首开撰写目录大序、小序,使得目录不仅著录典籍,还能考辨学术源流,具有了学术史的价值。后人对此推崇并起而效法,使古籍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世代传承。历代王朝不断更迭,史学学术也随着时代发展演进,每一时代目录学家对史学学术的看法也发生着变化。古籍目录史部中大序、小序对这些变化有着鲜明的反映。 中国历代都重视历史,史学在每个历史时段都有特殊的地位,《隋书·经籍志》就认为: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