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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背景下用户隐私数据的反垄断法保护 过度收集用户隐私数据是指以市场主导地位的数据驱动公司为市场优势收集的数据，并以公平的隐私数据保护政策为例，收集用户的隐私数据。该行为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围绕用户隐私数据的竞争，兼具竞争因素和隐私利益的双重属性，因而引发了反垄断法能否保护及如何保护隐私利益的问题。围绕上述问题，现有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论证隐私数据保护通过影响质量构成非价格竞争维度或隐私数据构成消费者在零价服务中的对价，进而将隐私利益保护纳入反垄断法分析框架之中；同时识别上述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这一损害后果，将其以剥削性滥用行为进行规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化认识过度收集行为所造成的反垄断法语境下的其他竞争损害后果，包括排除限制竞争和创新损害。更为全面地认识竞争损害，理论上可以为反垄断法规制过度收集行为提供坚实的必要性基础；实践中可基于竞争损害调试反垄断法对于这一新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分析框架，提供更为行之有效的规制路径。当前我国《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体现出“保护个人数据相关权益”与“鼓励数据依法合理利用”并重的精神，从反垄断法的角度分析过度收集行为与上述理念相契合，一方面可以保护用户隐私数据利益，另一方面推动构建良性竞争的数据市场，达到“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促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的目标。 一、 将隐私数据保护纳入反垄断法的范畴 随着数据作为经济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数据驱动型企业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来增强自身的数据收集能力，以期获得更多数据谋取竞争优势。过度收集用户隐私数据行为就是其中一种具体的表现。2019年2月德国反垄断机构对Facebook通过第三方APP整合用户隐私数据的行为做出处理，认为其过度收集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隐私利益，构成反垄断法中的剥削性滥用行为。但上述案件的处理在理论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各国对于过度收集隐私数据行为的规制态度也并不相同。 理论上，具有竞争性质的过度收集行为针对用户隐私数据，因而使本无关联的用户隐私利益保护和反垄断法产生交集，引发了数据隐私保护能否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不同争议。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首先，反垄断法主要保护竞争秩序，隐私利益不是反垄断法的调整范畴；其次，在具体的规制过程中，隐私数据保护在判断上具有主观性且难以量化分析，反垄断法目前的分析框架无法适用；最后，在隐私数据保护领域，已经存在隐私保护和数据保护法规的调整，不需要反垄断法的介入。支持的学者则认为：隐私数据保护是消费者福利的体现，符合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一方面，隐私数据保护作为服务质量的体现是影响价格的非价格竞争因素；另一方面，隐私数据是零价服务中消费者为免费服务所支付的对价，与市场竞争息息相关。因此，隐私数据保护可以纳入反垄断法的范畴；在具体的过度收集行为中，依据其造成的消费者利益受损这一竞争损害，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剥削性滥用行为的定性对其进行规制。 应该说，将过度收集行为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赞成观点更符合现实的需求。 第一，反垄断法规制过度收集行为符合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提升是反垄断法不可避免的价值目标。在过度收集行为中，作为客体的隐私数据本身即包含着消费者的隐私等人格利益；在数字经济中，数据更是成为经营者提供服务的原材料以及消费者接受服务的对价，因而也具有了财产性利益，因此隐私数据是消费者福利的重要体现。在此基础上，过度采集行为降低了隐私数据的保护程度是对消费者福利的减损。反垄断法可以基于行为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或行为造成其他竞争损害为由介入，但不论以何种方式，规制行为最终想要达成的结果无疑都是消费者福利的提升，而这与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具有协调一致性。 第二，传统反垄断法建立在价格理论之上，而数据驱动型企业的经营模式体现出零价服务的特点，即消费者不需要支付对价即可接受服务，传统的价格分析工具面临“失灵”的困境。在过度收集行为中，数据隐私保护是影响产品服务质量的要素，而质量则是影响价格判断的非价格竞争因素；实践中，在“Facebook/WhatsApp案”“Microsoft/Linkedln案”中，欧盟均承认隐私保护构成重要的非价格竞争维度。同时，零价服务中消费者“免费”接受服务的前提是提供隐私数据，隐私数据就是消费者在收集行为中所支付的对价，而隐私数据保护程度的高低可以类比于价格的高低。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采用“隐私数据”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其一，用户个人“隐私”利益和市场竞争要素“数据”更能体现隐私利益与竞争法之间的结合与冲突；其二，“隐私数据”的范围更加具体明确，有利于深入认识。事实上，在我国《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的体系下，能够流通利用并产生价值的个人信息的内容更加广泛，在此对于隐私数据保护的讨论，旨在抛砖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