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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与晋武士风 西晋是禅代建立的。当然，晋武帝是西晋建立国家的国王。但事实上，西晋政权由司马迁、司马师和司马昭父子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讲，金朝皇帝可以说是一个守成的领主。而这双重身份也使得晋武帝表现出一种作为开国之君却具有的守成心态。作为开国之君, 他也想励精图治采取了很多措施, 但是最终还是往往因为自己贵公子继承祖业的守成心态而鲜克有终, 这在武帝处理上层官僚奢侈之风和国家吏治浑浊两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他的这种守成心态所带来的政策行为上的种种矛盾和弊端, 对当时西晋初期的士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形成了一股低靡士风。这种低靡的士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行为上追求奢靡的生活;二是在思想上缺乏奋发精神, 重沿袭重拟古, 这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当时文人拟古乐府诗的盛行。 在开国之初, 晋武帝就非常重视对各项制度的沿袭性, 其中就包括对于礼乐的整理方面。如《晋书·乐志》云: 及武帝受命之初, 百度草创, 泰始二年, 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 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 但改乐章而已, 使傅玄为之词云。 所谓“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 表面上看, 似乎是对前代文化的重视, 实际上则是武帝守成心态的一种反映。傅玄作为身跨魏晋两代的政客和诗人, 进行这种因袭性的创作确实具有许多优越性, 但是更重要的是, 傅玄在晋初具有这种崇重文臣的地位, 使得他的创作对当时和后来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西晋乐府诗重拟古的风气也由此而始。 在因袭创作的同时, 武帝君臣对于乐府诗歌的喜爱和整理, 虽然对诗歌的流传不无功绩, 但是也导致了相和俗曲的模式化。武帝对乐府诗歌也十分喜爱, 据《世说新语·排调》记载: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 颇能为不?”, 皓正饮酒, 因举斛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 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 令汝万寿春。”帝悔之。 这种五言四句的短歌谣, 当时在南方民间很流行, 身在北方宫廷的晋武帝熟知于此, 可见他对于乐府诗的喜爱。在平定吴国后, 武帝随即把吴国声伎悉纳后宫, 并仿效曹魏设立清商署, 至泰始五年, 尚书奏, 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荀勖云:‘魏氏行礼、食举, 再取周诗《鹿鸣》以为乐章。又《鹿鸣》以宴嘉宾, 无取于朝, 考之旧闻, 未知所应。”勖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四篇, 先陈三朝朝宗之义。又为正旦大会、王公上寿歌诗并食举乐歌诗, 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诗或二言, 或三言, 或四言, 或五言, 与古诗不类, 以问司律中郎将陈颀。颀曰:“被之金石, 未必皆当。”故勖造晋歌, 皆为四言, 唯王公上寿酒一篇为三言五言焉。张华以为“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 其文句长短不齐, 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 本有因循, 而识乐知音, 足以制声度曲, 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 袭而不变, 虽诗章辞异, 兴废随时, 至其韵逗留曲折, 皆系于旧, 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 不敢有所改易。”此则华、勖所明异旨也。时诏又使中书侍郎成公绥亦作焉。今并采列之云。 及武帝受禅, 乃令傅玄制为二十二篇 (鼓吹曲辞) , 亦述以功德代魏。 其他如《宋书·乐志》、《南齐书·乐志》等都有类似记载, 而宋、齐等朝礼乐歌辞也多有对西晋歌辞的直接改写与模拟。据现存诗歌统计, 傅玄在晋初创作的礼乐歌辞达61首之多, 张华11首、荀勖5首、成公绥2首, 大量的礼乐歌辞的创作, 使汉代俗曲进一步雅化, 但是这样雅化与曹魏时期不同, 它更多地是对于西汉乐府艺术形式的回归, 这一点虽然调整了建安诗人乐府创作中因为重内容情感而摆脱音乐束缚, 从而导致的“诗乐不谐”的问题, 却也削弱了建安乐府独立自由的现实主义精神, 对此张国星的论述非常精辟: 由此不难看出西晋人的“拟古”, 在 (疑为“是”) 不满建安和曹魏时人所作乐府诗的离题悖乐, 追求“拟古”艺术形式的完善, 继承传统音乐美学思想, 按旧曲重制新辞时, 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音乐发展阶段的局限和旧有乐曲性质的制约。当然不能排除西晋人逞弄自己才学, 与前人一较短长的创作动机。但是无论怎样说, 沿用半个多世纪来传统的旧曲, “依声”制辞, 都不能不受到这种限制。 雅化后的西汉乐府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作为楷式加以尊崇和摹拟, 这自然就不可能给乐府诗带来活跃的生命力, 从而产生了许多咏古事、写古意的拟古乐府。 西晋文人拟古乐府诗的盛行也是汉魏以降文坛上拟古风气的反映。汉魏晋时期作者属文竟相模仿前代优秀作品是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拟古作为一种学习方法在当时得到了普遍认可。《文心雕龙》对此多有论及。如《物色》篇云: 且《诗》、《骚》所标, 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 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 即势以会奇。 又云: 自《九怀》以下, 遽蹑其迹, 而屈、宋逸步, 莫之能至……是以枚、贾追风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