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君臣《赋体》的文治教化功能探析.docxVIP

梁武帝君臣《赋体》的文治教化功能探析 宋高如孙云：“六朝人都擅长写赋。”。”其《纬略》录梁武帝萧衍及其臣属任昉、陆倕、王僧孺、柳憕等人的《赋体》五首。依现存文献看, 这五首《赋体》最早见录于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六“杂文部”。清康熙主持编撰的《御定渊鉴类函》卷一百九十八“文学部”及陈元龙主持编订的《御定历代赋汇》“逸句”卷一“文学”类亦均见录。这五篇《赋体》于《艺文类聚》录在“杂文部”, 于《御定渊鉴类函》及《御定历代赋汇》录在“文学部”。然其文学意蕴究竟为何?是近于现代重于审美意蕴的为艺术而艺术之文学, 还是近于中国传统重视文化功用的文治教化之文学?探讨之, 一可究明其本身之文学意蕴, 二可究考其著录时期之文学观念。 一 从梁武帝君臣这五篇《赋体》的文本形式看, 是限韵赋, 韵脚字同, 分别是“化”“夜”“舍”“驾”。其中“化”“驾”“舍”属于“鱼”部, “夜”属于“铎”部, 可通押。因此, 这五篇《赋体》或为酬唱之作。其作时约在天监初, 杨赛先生在其著作《任昉与南朝士风》中系任昉《赋体》作于天监元年, 并按语云:“《艺文类聚》卷五六所载尚有梁武帝、王僧孺、陆倕、柳憕所作《赋体》各一首, 内容及体式大致相同, 则此篇应为应诏之作, 又任昉赋体中有玉检、金罍字眼, 应系于梁武登基之初。” 此五篇《赋体》极可能作于天监二年春。梁武帝《赋体》有“乐万类之得所” 综上观之, 此五篇《赋体》作时系于天监二年春, 应该是可信的。既然梁武帝君臣《赋体》是作于武帝登基不久后的天监二年春, 则其指导思想应该和此期梁武帝的政治、文学思想是相互秉承的。 二 《赋体》之“体”所指为何?实难确诂。因为“体”字所指颇多, 意蕴丰富, 且关节勾连, 故难定所指。《南史·梁本纪上》云:“ (天监二年春正月) 辛酉, 祀南郊, 降死罪以下囚。” 《赋体》亦或意蕴“赋体”, 或者可以说是具体化的赋体文章。赋体是文章一种体制形式的指称, 或称之为一种文体。此“体”字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刘勰《文心雕龙·附会》云:“夫才童学文, 宜正体制, 必以情志为神明, 事义为骨髓, 辞采为肌肤, 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 摛振金玉, 献可替否, 以裁厥中。”詹锳先生义证云:“ (体制) 包括体裁及其在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方面的规格要求, 也包括风格。” 赋是汉代最为重要的一种文章体式, 且对后世影响也极为巨大。于是赋体应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形制、风格等文体规范, 也是汉魏六朝人时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司马相如较早从作赋角度阐述赋体的规范特点, 他说:“合綦组以成文, 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 一宫一商, 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 苞括宇宙, 总览人物, 斯乃得之于内, 不可得而传。” 当然, 班固、挚虞、刘勰等人认定的赋体规范, 是最易为统治者所采纳的。因为他们都十分强调赋体的文治教化功能, 也就是强调赋体文学的政治功用。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梁武帝肯定也是十分乐于接受这种观点的。所以, 梁武帝也把赋纳入“古诗”的范畴, 作为言志礼教的工具。正因为赋可以作为政治礼教的工具, 所以梁武帝对赋体文学十分重视。据《隋书·经籍志》载, “《历代赋》十卷, 梁武帝撰” 梁武帝与近臣们制作《赋体》, 也有为赋正体的意味。裴子野《雕虫论》云:“自是闾阎年少, 贵游总角, 罔不摈落六艺, 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 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 斐尔为功, 无被于管弦, 非止乎礼义。” 三 从此五篇《赋体》的内容看, 有对功成治定的歌颂, 如梁武帝《赋体》云:“草回风以照春, 木承云以含化。芳竞飞于阳和, 花争开于日夜。乐万类之得所, 岂此心之云舍。” 曹道衡先生曾说梁武帝萧衍“处处以孔子和佛的代言人自居” 那么, 孔子是持何种文学观念的呢?其文学观念的核心又是什么呢?王齐洲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中, 对孔子的文学观念作了很深入的剖析。他说:“与上述三科相类, 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当然也只是指政治才能, 并非邢昺所说的‘文章博学’。因为宋以后的‘文章博学’是指书本知识的广博和学问的精深, 这显然不是孔子所说‘文学’的含义。” 梁武帝提倡儒家文学观念是有其时代意义的, 有一定的政治作用。在那个战争频仍的时代, 偃武息兵而倡导文治教化是百姓的期待。同时, 倡导文治教化还能收拢士子之心。《北齐书·杜弼传》云:“弼以文武在位, 罕有廉洁, 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弼来, 我语尔。天下浊乱, 习俗已久。今督将军家属多在关西, 黑獭常相招诱, 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 专事衣冠礼乐, 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 不相饶借, 恐督将尽投黑獭, 士子悉奔萧衍, 则人物流散, 何以为国?” 结语 梁武帝对赋体文学的重视, 以及对赋体文学规范的认识, 影响到了他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