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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泥沙输移比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1 流域泥沙输移比 砂流比是反映流域侵蚀砂流能力的指标。正因如此,在过去的日子里泥沙输移比研究被河流泥沙专家忽视,这方面可参考的文献资料寥寥无几。在我国泥沙输移比的研究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人注意到。首先开创这个问题研究的是龚时,熊贵枢,后来陆续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牟金泽等,1982;景可,1989;蔡强国,1991)。泥沙输移比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其他地区泥沙输移比研究几乎是空白。直到80年代史德明等人(1983年)研究了三峡库区的泥沙输移比,上述研究者所进行的泥沙输移比研究,除少数小流域为定量研究外,多数属于定性的,至多是半定量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成熟,还有许多认识问题存在较大分歧,甚至于对泥沙输移比内涵理解都相距甚远,如将泥沙输移比与排沙比混淆就是一例。 黄土高原由于评估水土保持的减沙效益和黄土高原侵蚀产沙对下游河道淤积抬高影响,以及水土保持与治黄关系的需要,促使侵蚀泥沙输移研究。长江流域泥沙输移比的提出,并且得到重视,是随着三峡枢纽工程兴建的可行性论证需要才得以发展。三峡水库兴建的两大问题,一是移民问题,二是泥沙问题。前者是一个社会问题,能否处理,如何处理主要取决于政府行为;后者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关系到水库的寿命与效益。长江流域泥沙输移比的研究成果可以由流域侵蚀量来正确地预估入库沙量,而且还能确切地评估某时段水土保持效益,为此流域泥沙输移比的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但至今各学者对长江流域的泥沙输移比的大小未形成共识;史德明认为长江三峡库区流域的泥沙输移比为0.28;张信宝认为长江上游泥沙输移比介于0.15～0.61之间,其中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最高为0.61,四川盆地丘陵区和滇东、黔西高原山地也较高,为0.40～0.41,四川盆地西北、东北部山区最低为0.15,其余地区为0.3左右。向安东等研究后给出了长江上游主要流域的泥沙输移比,介于0.15～0.61;吴成基的汉江流域泥沙输移比研究结果是0.3～0.4;还有汪德麟对乌江上中游河流输沙量变化规律分析后认为乌江流域的泥沙输移比为0.3。总之,绝大多数学者比较一致的认为长江上游的泥沙输移比为0.3左右。 根据泥沙输移比的定义,应该同时具备侵蚀量和输沙量才能求得泥沙输移比,在上述输移比研究成果中多数都未能明确泥沙输移比是如何求得的,只有向安东论述了泥沙输移比的侵蚀量是来自水利部土壤侵蚀遥感普查成果,然后再求得侵蚀量的归槽率;所谓归槽率就是进入沟谷的泥沙量与坡面侵蚀量之比。这样就可以根据归槽率和侵蚀量求得长江上游的泥沙输移比。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理论上也是正确的,但真正执行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存在两个不易解决的关键问题,第一问题仍是侵蚀量,单靠遥感图象信息不可能获得正确侵蚀量1);第二是归槽率的问题,其一这里的槽(沟谷或河谷)算到哪一级,其二是入槽的侵蚀产沙量又如何获取,对于一个中小流域这两个参数都无法获取,由此上述流域泥沙输移比的可信度势必受到质疑。总体上看,现在的研究水平和研究程度,要完全依赖于侵蚀量和输沙量定量地计算出流域泥沙输移比还不可能,至少条件还不成熟。 2 黄河中游流域泥沙输移比的确定 所谓泥沙输移比,以往都定义为:流域某一断面实测输沙量与断面以上流域侵蚀量之比,一般可用下式表示 dr=r/Τdr=r/T 式中dr为泥沙输移比(无量纲);r为流域出口断面实测输沙量(t/km2或t)。T为控制断面以上流域总侵蚀量(t/km2或t)。由上式可见,流域的侵蚀量和输沙量的比值最大只能等于1,同时从这个表达式中还可以看出它缺少时间概念。从深层次看,该表达式还缺少空间规模和泥沙粒径的制约条件。由于该式存在这样一些缺陷,在黄河中游泥沙输移比的研究中产生不同认识,有的认为黄河中游的泥沙输移比等于1或接近1(龚时■,1979;景可,1989),有的认为有时接近1,有时大于1,有时小于1(牟金泽1982,蔡强国1991)。由此可以看出上式泥沙输移比定义的不严谨是形成对同一区域泥沙输移比产生分歧的关键。为此笔者认为泥沙输移比的确定必须受到三个条件的制约。 第一,广义的泥沙概念是“凡在流体中运动或受水流、风力、波浪及重力作用后沉积下来的固体碎屑”。由此可见泥沙的最大粒径与最小粒径可相差百万倍,其体积差值则用亿倍计。众所周知,输移不同粒级的泥沙,需要不同的环境条件,对于某一相对固定的流域来说,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段内影响泥沙输移比的基本因素是稳定的,除有某些因素有所变化外,如侵蚀泥沙的粒径就有变化,来自以坡耕地侵蚀为主的泥沙粒径细;若有泥石流或滑坡等重力侵蚀产沙,粗粒径泥沙就多,此时在一般水流条件下细颗粒泥沙就可以输送到较远的区域,而粗粒径的砾石就可能沉积在河道内。从这一点看流域的泥沙输移比,它永远是小于1,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