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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了吸引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其目标是通过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在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基于此,本文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FDI与各投入要素的作用机理予以实证分析。 一、 外商直接投资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Solow(1950)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FDI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会受到实物资本中规模报酬递减的限制,FDI只能对人均收入发挥一种水平效应(Level effect ),而不是一种增长率效应(Rate effect )。换句话说,FDI仅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在长期不会改变总产出增长率,并且FDI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依赖于稳定均衡的路径。1960年,罗斯托在阐述经济“起飞”理论时指出,一个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投资(国内净投资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超过10%)才能有效地启动现代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低,往往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引进外资则能为实现经济起飞创造必要的条件。 西方学者斯蒂芬.海默(S.Hymer,1960)等人的垄断优势理论,哈佛大学教授维弄(R.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英国雷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J.H.Du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论,美籍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 )的比较优势论等,都从不同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许多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中,以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斯1969年创立的“两缺口”模型最具有代表性。该模型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因素约束: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张,影响经济发展;二是外汇约束,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阻碍经济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有效地使用外汇和各种资源,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因此钱纳里等人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利用外资便可以逐渐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约束,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P.Romer )和卢卡斯(R.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加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Spillover ),即通过技术转让、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等途径来持久地提高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也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实证研究方面,一些优秀的实证研究如Blomstrom等(1992)和Borensztein等(1998)发现FDI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世界银行学者Husian 和Jun 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方法对东亚国家(不包括中国)1970-198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Choe(2003)使用Holtz-Eakin等(1988)提出的面板数据VAR模型研究180个国家从1971到1995年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但是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要弱于经济增长和FDI之间的因果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桑秀国(2002)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截面数据和中国1983-2001年时间序列数据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但不能说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相反,中国经济增长是FDI流入量增加的原因。吕光明(2003)认为到目前为止,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单向因果关系。杜江(2002)等人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可以带动国内资本形成总量增加24.208元人民币。杨柳勇、沈国良(2002)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从长期(或从总体上)对中国的国内投资已经产生了“挤出”效应。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结论也并不一致。 本文基于VAR理论及其模型,以中国1983-2006年的样本数据为依托,采用Johansen 协整(Co-integration )分析技术和格兰杰(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国内资本、劳动力就业之间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并就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采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予以定量测度,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二、 试验结果 (一) 固定资产、劳动力指标 在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