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新解.docxVIP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新解 孔子是一个勤劳的作家。他一生都在变化，而且在周朝境外。他知道他不能做什么。《史记孔子世家》也忽视了“贫穷就失去了家”的影子。晚年睹道之不行, 孔子于是归鲁, 删述六经, 杏坛布道, 意在东周。孔子是所谓有德无位者, 虽不见用于当时, 却被后世封为“素王”、“至圣先师”。事实上, 孔子是以学术、教育活动影响后人以及世界的。作为教育家、思想家, 孔子适应春秋末期学术下移的社会变化, 开创私学, 教授六艺, 独标儒术。前人对孔子教育思想中学无常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不愤不启等等言之已详, 且无异议。但是, 《论语》中作为孔门教育纲领的“四教”, 却向来疏解纷杂, 莫衷一是, 影响了人们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理解。本文试图在前人时贤注疏基础上, 重新爬梳文献, 寻绎“四教”本意, 以期深入诠释孔门教义。 一 “四教”兼于书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 行, 忠, 信。”皇侃引用李充对“四教”的解释, 曰:“其典籍辞义谓之文, 孝悌恭睦谓之行, 为人臣则忠, 与朋友交则信, 此四者, 教之所先也。故以文发其蒙, 行以积其德, 忠以立其节, 信以全其终也”1。可见, 李充认为, 孝悌恭睦四种为德行。如果这种解释成立, 难道忠、信不是德行吗?如果承认忠、信是德行, 那么何以“四教”要再单列忠、信二德呢?《论语注疏》疏解“四教”曰:“此章记孔子行教以此四事为先也。文谓先王之遗文。行谓德行, 在心为德, 施之为行。中心无隐谓之忠。人言不欺谓之信。此四者有形质, 故可举以教也。”2这种解释强调孔子教育活动优先进行四件事情:学习先王遗留的文献, 将内心之德落实于行动, 为人坦诚和不以言语欺骗人。但是根据这种解释, 丝毫看不出文献学习与后三教之间的联系, 而且使人不解何以在众多德行中, 单单强调行忠、信二德而不及其他? 再看程朱之解。朱熹《论语集注》援引程子“四教”解:“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 本也”。《朱子语类》阐发此说曰:“文便是穷理, 岂可不见之于行。然既行矣, 又恐行之有未诚实, 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为本, 盖非忠信, 则所行不成故耳”3。程颐“四教”解, 在于强调教人内穷理而外见之于行;而能够实行, 非有忠信之德不可, 所以说忠信为本。 朱熹本人对“四教”的理解更为全面深入。关于“文”, 朱熹认为, “教不以文, 无由入。说与事理之类, 便是文。小学六艺, 皆文也”3。又说:“其初须是讲学。讲学既明, 而后修于行”;“可传者只是这文。若‘行、忠、信’, 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虽然, 若不理会得这个道理, 不知是行个甚么, 忠信个甚么, 所以文为先”;“世上也自有初间难晓底人, 便把忠信与说, 又教如何理会!也须且教读书, 渐渐压伏这个身心教定, 方可与说”3。可见, 在朱熹看来, “文”包括小学、六艺等事项, 主要指的是通过读书、讲学以穷理。因为只有明白道理之后, 才有行、忠、信的可能, 所以“文”教居“四教”之首。朱熹又强调, “四教”之间是先外后内、先表后里的关系:“教人之道, 自外约入向里去, 故先文后行。而忠信者, 又立行之方也”;“此是表里互说在这里, 不是当学文修行时, 不教之存忠信。在教人, 当从外说入”;“若平日讲说到忠信, 且只是文。到得尽此忠信二节, 全在学者自去做”3。可见, 朱熹认为“四教”教人之道, 当先从读书、讲学、小学、六艺等学习开始, 来讲明行、忠、信的道理, 这是外、表;明白道理之后, 必须见之于行, 此时特别需要忠信之德以落实之, 此即所谓内、里。由外而内、由表及里, 便是“四教”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总之, 朱熹认为“四教”有内外表里之别。教人必须先从读书、六艺等开始, 通过学习明白道理, 这是外、表, 是前提;学习穷理是为了实际落实, 因此必须见之于行, 而行贵诚实, 忠信之德即是对诚实的培植, 因此忠信为“四教”之本。综观程朱“四教”之论, 其本旨实际上只是说, 要以忠信之德实践所学习的道理。如此, “四教”不过强调读书学习和诚实践履二事。 元代学者金履祥发明程朱“四教”论曰: 文行忠信, 此夫子教人先后浅深之序也。文者, 《诗》、《书》、六艺之文, 所以考圣贤之成法, 识事理之当然, 盖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后能行, 知之固将以行之也, 故进之于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 然存心之未实, 则知或务于夸博, 而行或出于矫伪, 安保其久而不变?故又进之以忠信。忠信皆实也, 分而言之, 则忠发于心而信周于外, 程子谓发己自尽为忠, 循物无违谓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实, 而于事物未能尽循而无违者, 故又以信终之。至于信, 则事事皆得其实而用无不当矣。此夫子教人先后浅深之序, 有此四节也。4 此解以“四教”为先后有序、由浅及深的“四节”:先学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