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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时期的盐商与盐商 山西省的一些产业参与了工业，但第一个来源来自河东的盐业。 晋商涉足产业居多, 不过最初发迹则源于河东盐业。俗语说, “百味盐为先”, 如果没有盐, 即使山珍海味也如同嚼蜡。自古以来, 盐不仅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东西, 更与人类的生息繁衍息息相关, 它创造了人类的古文明与繁荣, 也带给人们无数的战争。而晋商能涉足盐业并由此而发迹也是源自当时的政府需求。 “开中法”昭告天下 众所周知, 食盐一直都由国家专卖, 其生产和交易也是在国家和政府的严格管控之下进行的, 但事实上, 这种严格控制食盐生产与销售的制度是从春秋时期才开始实施的。在西周之前,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生产和运销食盐, 由此诞生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大盐商。他们垄断海盐生产、哄抬盐价, 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成为地方上的豪强势力。 春秋时期, 齐国宰相管仲建议, 应由政府接管盐业的生产和经营,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食盐专营”。自此, 任何人可随意生产与贩卖食盐的局面成为了历史, 政府专营食盐的时代随之开启并不断延续。 洪武二年, 即明太祖时期, 为了防止北方鞑靼、瓦剌等少数民族的进犯, 明太祖下令修建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当时修建这一巨大防御体系的民兵多达80万人, 这80万民兵每天的吃喝拉撒、军需粮秣都由国家拨付。此外, 修建长城期间所需的各种材料费用也由国家拨付。80万人的开销再加上各项成本支出, 久而久之, 明王朝逐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为化解这一压力, 朝中有大臣提出可借助民力的建议, 这一建议在经过讨论之后, 立刻转化为可操作的“开中法”昭告天下, 并在洪武四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开中法”大致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报中是盐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 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 向政府换取盐引;守支是盐商换取盐引后, 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其主要模式是号召大家向边关运输军需粮秣, 政府则以盐引 (贩卖食盐的凭证) 进行置换。当时根据里程的远近, 一至五石粮食可向政府换取一小引 (二百斤) 盐引, 不过这种比例在以后随形势变化、米价高低而不断有所变动。 因为食盐的特殊性, 百姓拿到的盐引都是有范围限定的, 当时河东盐行销范围主要是晋南地区、陕西南部、河南北部等120多个州县, 凡是在这120多个州县进行食盐交易的, 其价格不受政府管控, 因此利润空间巨大。山西历来有经商的传统, 与北疆以及各个粮食大省都有密切的商业往来, 并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做了较为充分的资金与人员储备, 这样的天赐商机当然不会放过。 虽然山西因为只有南部是产粮区, 总体上并不是产粮大省, 但与之相邻的河南、山东都是产粮大省, 而晋商因长期与北部边疆少数民族之间有贸易联系, 向北部边疆运粮可谓轻车熟路, 因此“开中制”的实施无疑为晋商打开了通向宝藏的大门。 有了政策的支持, 颇有经商头脑的晋商纷纷北上、南下, 从河南、山东等产粮大省收购粮食, 运到北部边疆换取盐引。也有晋商在靠近北部边疆的地区招募走西口的流民开垦荒地种粮, 运到其他地方去换盐引, 这可以称为“民屯”或“商屯”。 因为晋商肯吃苦, 又善于动脑, 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北部边疆的粮食主要是由晋商所供给。据明代涂宗的《边盐壅滞疏》中记载:“延绥镇兵马云集, 全赖商人接济军需, 每年有定额, 往往召集山西商人, 领认淮浙二盐, 输粮于各堡仓给引, 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 领盐发卖, 大获其利。”晋商因河东盐业而发迹, 并由此走上了致富的康庄大道。 王崇古—山西盐商涉足全国市场 明太祖时期, 山西盐商大多出自平阳、泽州、潞安、汾州、太原、大同等地, 但随着“开中法”为山西盐商带来的利润, 越来越多的山西商人加入了盐商的行列, 有记载者如太原闫氏、洪洞李氏、蒲州范世逵、大同周全、代州冯氏等等, 其中最大的就是官商一体的蒲州张四维、王崇古两家。 张四维、王崇古可以说是山西盐商的代表人物, 两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张四维, 山西蒲州 (今永济) 人。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父, 也是蒲州人, 官居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都是奔波一生、“足迹半天下”的商人。张四维共兄弟9人, 四维为长, 其三弟张四教从16岁开始经商, 随其父从业沦瀛间, “治业滋久, 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 是非常能干的大盐商。张四维的四弟张四象, 其前妻王氏家也是商人。王氏去世后, 张四象的继妻范氏, 其家还是商人, 其祖父范世逵在明初实施“开中法”时就经营盐业。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正, 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先后在邓州、湖北襄阳、陕西、河南鲁山、甘肃张掖、酒泉等地进行贸易, 积累一定资本后, 贩盐于淮浙间。王崇古之兄王崇义则是长芦盐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