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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阿拉伯非洲的历史交往 为了纪念该市在广州设立的第一个商务办公室100多年而成立。本文简要考察了汉代（公元前2006-25年）至19世纪末的苏联（国家）之间的关系。19世纪，它首次关注苏联商人穆罕默德哈吉尼姑为加强中苏关系所做出的贡献。突出了六位战略特使的贡献。他通过直接的商贸交往和联姻方式加强了双方的社会联系,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业已存在的苏中关系。这位商人也被视为苏丹北部柏柏尔地区新一代中国裔苏丹人的先祖。 麦罗埃王朝至19世纪末在广州设立第一个苏丹商务处时的苏中关系 众所周知,尽管苏丹东部的阿宜宰布、萨瓦金、巴迪等港口与中国在地理上相隔遥远,大约为12140海里,但中国人和苏丹人却能从中国汉朝时起就一直保持相互联系渠道的畅通。 实际上,中国、阿拉伯以及西方的史料都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联系的颇有价值的资料。这些史料都将苏丹东部港口与远东及中国联系起来,上自公元2世纪,下至20世纪初。而有关这一联系的中国和阿拉伯史料尤为丰富。中国研究者沈福伟指出,早在西汉时期,中国朝野就已与苏丹北部的库什王国有了联系。1中国史料还记载了中国商人曾经过印度,飘洋过海,到达苏丹东部港口,受到库什王国宫廷欢迎的史实。2 中国史料的记载说明,苏丹东部港口早在公元前就已与中国有了联系。Hirth引证《汉书》中的记载说,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商业通道经过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过红海抵达沿岸港口。3并说红海沿岸有许多港口,最重要的港口是泊尔尼卡(Bernica)。一些苏丹研究者认为泊尔尼卡是苏丹东部古港阿宜宰布的古罗马名称。4 苏丹的货物和产品如黄金、象牙、犀牛角、龟甲等,早在麦罗埃王朝时期就已传到了中国。据中国史料记载,埃及和阿曼商人大约在公元166年就带着这些货物到达了中国。5盛唐时代(公元618～907),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更加繁荣。从那时起,苏丹东部港口特别是阿宜宰布港就成为非洲东北部最重要的中国商业中心,同时,也成为最重要的中国瓷器集散中心,大量中国瓷器由此运往苏丹内地的各商业中心,销往埃及和西非。6其他如萨瓦金、巴迪等港口,也在苏丹与远东及中国的贸易领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阿拉伯古代史料如麦斯欧迪的《黄金草原》等就记载了苏丹东部港口与中国的联系。麦斯欧迪提到了到从阿宜宰布到中国出口绿宝石的事。7依据中国和阿拉伯史料而在苏丹进行的许多考古发现,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双方贸易联系相当频繁的大量证据。考古学家在阿宜宰布、萨瓦金、巴迪等港口城市发现了数以千计的自唐朝直至16世纪的中国彩瓷碎片。8在富恩基部落建立的森纳尔王国(公元1504～1821)都城发现的数千件中国瓷器碎片也证实了史料记载的确凿。9据史料记载,宰尔加君主国的商人曾通过萨瓦金港与远东进行贸易,他们的旅行要持续两年。10在苏丹东部靠近辛卡特的古代商业中心地带的考古发掘中也有中国瓷器出土。11在喀土穆附近的苏巴同样出土有中国瓷器。12除了中国瓷器外,在苏丹西部的法希尔还出土了古代丝绸。 由此可见,中国和苏丹之间的商贸联系,从与中国西汉同时代的麦罗埃王朝时起就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末。不过这种相互交往在15世纪中叶遭到挫折。为了控制古代世界的商业交往通道,欧洲战舰的到来成为他们发动针对亚洲和非洲人民侵略战争的前奏。欧洲战舰对红海和印度洋海路的控制,阻挠了和平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打乱了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宁。然而,尽管遭此重挫,但苏丹与中国之间依然延续着某种联系,在阿宜宰布出土的中国瓷器,上面绘有代表16世纪龙的图案。13 19世纪和20世纪初苏中之间的商贸活动及苏丹商人穆罕默德·哈吉·阿里的贡献 史料及考古发掘都没有为我们提供有关苏中之间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中历史交往的重要信息。这也许是双方的交往因中国和非洲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红海和印度洋的商道受欧洲控制而停滞的缘故。 大约在19世纪,航道形势又开始恢复到相对正常的状态,一些苏丹古港开始恢复活力,如萨瓦金港。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红海成为通向东方的最重要的海路,萨瓦金港的位置日益重要。当时的国际贸易文献表明,萨瓦金港曾从中国和印度进口大米、丝绸和香料。14在与远东的贸易中,萨瓦金港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上世纪30年代。 苏丹商人穆罕默德·哈吉·阿里曾以赴埃及和希贾兹的商业旅行而闻名,这得益于相对稳定的海上形势。他决定在中国开辟长期的商业经营,可能于19世纪末的某个时间（选择了活跃的国际港口广州作为其商务常驻地,这是首次在中国出现的苏丹商务常驻机构。据家15族口传资料,这位苏丹商人也曾利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开展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他在作出为经商定居中国的决定之前对中国有过短期访问。家族口传资料还表明,穆罕默德·哈吉曾由萨瓦金港前往中国,因为他的后辈们曾听祖父提及自己在中国的驻地距广州清真大寺不远。这说明,现代第一个苏丹商务处就设在广州老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