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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炎黄子孙考 自《辽史》称契丹为“炎黄子孙”以来，很少有人问丹人是否同意“炎黄子孙”。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其说是由辽末天祚帝时期汉族史官耶律俨在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虚构出来,并非是契丹人自称。看来,有关契丹自称“炎黄子孙”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作此文,对契丹自称“炎黄子孙”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不正确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关于契丹人是“炎黄子孙”的称谓 《辽史·太祖纪赞》认为:“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辽史·世表》也说:“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这是元朝史官修《辽史》时写下来的话语。据学者们研究,元修《辽史》主要参考金人陈大任所修《辽史》。陈大任修《辽史》主要参考金人萧永祺等人所修《辽史》以及辽朝史官耶律俨所修《皇朝实录》。也就是说,这段话主要是据耶律俨所撰辽朝《皇朝实录》改编而成。从文中所述内容可知,辽朝史官耶律俨在修《辽史》时,依据契丹源于东胡之后鲜卑之说,取《晋书》、《魏书》等书以东胡、慕容鲜卑、拓跋鲜卑为黄帝之后的观点,认为契丹为轩辕(黄帝)后,将契丹人说成是黄帝子孙。元人编写的《辽史》则认为契丹族是从鲜卑族中的宇文鲜卑直接发展而来,因此,取《周书》宇文鲜卑自称为炎帝之后的说法,将契丹说成是炎帝子孙。炎帝和黄帝是兄弟,同出于少典。有关契丹人始祖的说法虽然有黄帝和炎帝之不同,但最终还是一源,都是炎黄子孙。 长期以来,人们对《辽史》的这一记载,并无疑义。近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不管是耶律俨的黄帝说,还是元朝史官的炎帝说,都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与青牛白马说和三汗说这些契丹本民族的历史传说相比较,它们显然是后起的说法”。又说“耶律俨所主张的黄帝苗裔说,是在辽末天祚帝时纂修的《皇朝实录》中才出现的”;认为有关契丹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并非是由契丹本民族创造出来的传说,而是由汉人耶律俨(原名李俨,汉人李仲禧之子)于辽朝末年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时虚构出来的。即认为在辽朝末年以前并没有契丹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这种看法恐怕与史实相去甚远。 老实说,由于流传至今的契丹史料不多,我们在《辽史》之外还真拿不出辽朝末年天祚帝时期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的十分有力的有如碑刻等方面记载的直接的确凿证据。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辽朝末年契丹人早已自称“中国”、自称中国“正统”等事实中看出,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之事,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据《辽史·刘辉传》记载,辽道宗时期,太子洗马刘辉曾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指契丹。说明契丹在辽朝时期已经明确地自称“中国”了。至于契丹人自称中国“正统”的史料,在辽朝末年更是频繁出现,如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年)刻石《创建静安寺碑铭》中宣称“今太祖天皇帝,总百年(一作“绍百世”)之正统,开万世之宝系”。寿昌六年(1100年),辽道宗派遣萧好古等前往高丽册封高丽太子,声称“朕荷七圣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卷11《肃宗世家一》,p165。天祚帝即位后又在册封高丽王的册文中称“朕祗遹先猷,绍隆正统”;在给高丽国王的诏书中称“朕绍开正统。奄宅多方”卷12《肃宗世家二》,p173。就是到了天祚帝被金人俘虏,在其所上投降书中仍然念念不忘表白自己是“正统”,谓“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拓土周数万里,享国逾二百年,从古以来,未之或有”第189篇《辽主耶律延禧降表》,p508。契丹人一再表明自己是中国“正统”,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但从中也能看出契丹人试图继承“中国”传统、附会为“中国”后裔的某些端倪。 二 辽圣宗时期的契丹人是“炎黄子孙”的直接开拓市场 我们虽然没有发现辽朝末年天祚帝时期契丹人明确自称“炎黄子孙”的文献资料和碑刻资料,但多数学者对辽朝末年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之事并不怀疑。这不仅是他们相信《辽史》的记载,相信史官尤其是作正史的史官不会随意虚构史实等方面的原因以外,还能从辽朝中期契丹人早已自称“炎黄子孙”等事实中看出来。 辽朝中期,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之事,已见于考古发现的契丹人墓志碑刻以及相关文献资料。 据史书记载,辽圣宗在《赐圆空国师诏》中,使用了“上从轩皇,下逮周发,皆资师保,用福邦家,斯所以累德象贤”《圆空国师胜妙塔碑》,p15等词语。武玉环据此认为辽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