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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的白芷作品价格 一、 润例的购买情况 清末民初是花鸟画进入艺术市场的主要时期。白石初的艺术活动非常广泛。他从北京来到广州还没有痕迹。1919年住在北京后，他在北京非常固定。所有的卢龙厂、荣宝斋、一些朋友和弟子开设的画廊都成为了他作品的销售场所。齐白石参与艺术市场的方式主要通过在画店或是在家中张贴润例的方式进行, 他将自己的作品直接送至这些机构出售或者通过机构按其所公布的润例接受购求者预定。这些机构在出售齐白石的作品或者向齐白石订购作品时大多没有关于作品尺寸、价格、题材的详细记录, 仅有一些散见的信札或是手稿记载。所以本文主要以齐白石这一时期历年公布的润例为主要参照。其1902年至1947年所公布的润例情况如表一: 齐白石润例统计表 (1902年-1947年) (资料来源:白巍《艺苑奇葩齐白石》、黄苗子《画坛师友录》、王中秀茅子良《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 从表中所列出数据可以看出, 齐白石的篆刻价格从1902年樊樊山为其制定的第一例润例“每字三金”开始一直到1946年的“每字四元”, 前后二十多年间仅增长一元, 其绘画作品价格从1921年吴昌硕为其定制“整张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廿四元、八尺卅元”至1946年二十余年间上涨幅度在一倍左右。从1946年开始其作品价格相比此前上涨近万倍, 而仅1946年至1947年一年间, 价格又在原有“一尺十万”的基础上上涨两倍, 扇面、册页上涨超过五倍。通过对齐白石1902年-1946年的润例统计分析, 可看出其作品价格在清末民国时期总体呈上升态势, 以1946年为分界, 在其作品价格处于总体上升趋势的同时又可分为两个阶段性特点:前期作品价格上升缓慢, 后期作品价格急速上升。 二、 “先收先收” 本文分别从齐白石的声誉、个人状况以及时局物价三方面来分析齐白石这一时期润例变化。 第一, 声誉。在中国传统书画市场中, 作品的价格是书画家作品价值的外在表现, 而作品价格的高低与艺术家在当时书画市场中地位与名声紧密相连。齐白石自1902年远游至1919年定居初期, 其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虽已很高, 可由于当时北京的一些书画爱好者及消费者对其知之甚少, 加之很少有机构为其推介, 故其扇面作品低至两元一幅, 比普通画家作品价格一半还低, 却仍少人问津。后来得到陈师曾赏识, 并于1922年将其画作带至日本展览后名气大振, 才得到北京一些书画购求者的重视。作品价格也从四尺十二元增至四尺二十元, 篆刻从两元增至四元。在1931年吴昌硕为其书写的润例基础上增加价格, 还加上一些定制绘画作品的要求, 如“……凡画不题跋, 题上款加十元;字小不刻……石侧刻题跋及年月, 每十字加四元, 刻上款加十元。”随着名声渐大, 对购画者也提出了要求, “白求及短减润金, 赊欠、退换、交换、诸君从此谅之, 不必见面, 恐触恶急。余不求人介绍, 有必欲介绍者, 勿望酬谢……无论何人, 润金先收”。 第二, 个人状况。齐白石成名后, 始终保持着憨厚朴实的感情, 不因跻身大艺术家的行列而掩饰出身, 反而时常以此来激励自己, 在他无数珍贵的作品上, 落款署或印“阿芝”、“木居士”、“杏子坞老人”等称谓。他也不因后来身居京华, 结游高士、享誉海外而忘记过去那艰苦的环境。他在自述中曾提到:“乙丑 (1925年) 正月, 有同乡对他说:‘你的画名, 已传遍国外, 日本是你的发祥之地, 离我们中国又近, 你何不去游历一趟, 顺便卖画刻印, 保管名利双收, 饱载而归。’他说:‘我定居北京快九个年头了!近年在国内卖画所得, 足够我过话, 不比初到北京是门可罗雀了。我现在饿了, 有米可吃, 冷了, 有煤可烧, 人生贵知足, 糊上嘴, 就得了, 何必要那么多钱, 反而自受其累呢!’”可见齐白石对名利没有过多追求。 第三, 时局物价。影响画家作品价格因素是多方面的。它往往受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的制约。国民党当局于1934年11月4日推行“法币”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后, 齐白石恢复了卖画刻印的生活。1946年, 他参加在南京、上海举办的画展, 所带去的两百多幅画全部售出, 润资全是“法币”, 一捆一捆数目“相当可观”。齐白石回到北京后, 这些钱连十袋面都买不到, “法币”几乎成了废纸。当时, 在饭馆里吃一顿饭, 要耗资千万元以上。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 法币急剧贬值。接着, 国民党当局于1948年8月19日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当时的收兑比率是一圆“金圆券”折合三百万元“法币”。一些囤积居奇的掮客或富商大贾, 一时看中齐白石的画可以保值、升值、发财, 于是争先恐后成批订购他的画, 一订就是几十张或几百张。齐白石的案头积纸如山, 但交件后换回的是一大堆如同废纸的钞票, 一张画的润资竟还买不到几个烧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