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苏州地区书画市场的兴起与影响.docxVIP

明代苏州地区书画市场的兴起与影响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市场需求的蓬勃发展和强大，许多学者和收藏群体的聚集，苏州在明代中期成为最繁荣的地区。从成化（1465年）到嘉靖（1566年），这是中国东南部最繁荣的一幅艺术市场。苏州, 尤其是以吴门画派为典型代表的“士大夫文化”则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确立了重要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在中国古代, 书画艺术品的鉴藏历来被认为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 最能直接体现“人”与“物”的独特文化关系。“鉴”指对于书画作品的鉴定、鉴别、鉴赏;“藏”则是对书画作品进行收藏与保护。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世人家多资力, 加以好事, 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 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 悬之中堂, 夸以为观美。今之所称好画者, 皆此辈耳! ”该文字生动记载了明代中晚期城镇工商业的发展, 使得文化修养不高的城镇居民对符合自身审美趣味的书画艺术品产生了极大的消费需求, 表明了明代社会对象征文人高雅艺术的书画品的刚性消费需求, 书画艺术作品由士大夫的“清玩”, 变为普通民众为满足物质、精神消费需求 (包括为了满足其炫耀文雅的需求) 而热衷追索的文化商品。当供需出现落差, 供不应求时, 这种刚性的供需关系则有效推动了明中晚期艺术生产的进程和书画艺术品的总量攀升。本文主要从艺术社会学所强调的创作者往往受自己成长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身份、角色认同感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 传统四民观,由“士”到“商” 明代中期商业发展迅猛, 商贾势力大增, 商帮众多, 但同时商人亦受到传统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从表面上看, 儒家道义论的价值观与商人致富聚财的功利追求是相背离的, 亦即“儒为名高, 贾为厚利”。但新安儒士汪道昆称:“余唯乡俗不儒则贾, 卑议率左贾而右儒, 与其为贾儒, 宁为儒贾。”他提出了儒贾相通的新模式, 作为一个兼有儒士和商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 “儒商”既不同于只为厚利的纯商人, 也不同于只求名高的一般儒士。归有光的《白庵程翁八十二寿序》记载:“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 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古者四民异业, 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程氏……子孙繁衍, 散居海宁、黟、歙间, 无虑数千家, 并以读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由此可知, 至明代中叶之后, 士商界线已不再泾渭分明。“传统四民观”即“士、农、工、商”的排名顺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了变化, “商”从“传统四民观”之末一跃而居于“士”后, 形成了“士、商、农、工”的排列。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在潜移默化中侵蚀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使得原本质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人生追求、伦理道德、消费观念等都受到严重挑战, 其中包含对传统等级制度的挑战。 二、 明晚期苏州地区建筑装修风格的演变 “重农轻商”思想的转变使得明中后期的江南地区, 尤其是以苏州最为典型, 社会风气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而逐渐奢靡, 普遍的“崇奢黜简”之风代替了明初形成的“崇简黜奢”的风气。明中期以后, 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明初的社会经济状况, 商人阶层、庶民地主阶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迅速成长。如《明史》卷68《舆服四》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公侯, 前厅七间、两厦, 九架……一品、二品, 厅堂五间, 九架……三品至五品, 厅堂五间, 七架……六品至九品, 厅堂三间, 七架……品官房舍, 门窗、户不得用丹漆……庶民庐舍, 洪武二十六年定制, 不过三间, 五架, 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但据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序》记载:苏州府“邑在明初, 风尚诚朴, 非世家不架高堂”, “至嘉靖中, 富民之室亦缀兽头, 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万历以后迄于天、崇, 民贪世富, 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以上史料说明, 明中晚期, 苏州地区的建筑装修风格出现了由朴素简约转向奢侈华靡的变化。有了经济基础和一定的文化素养后, 苏州各阶层为了装点门面, 愿意花费金钱在文化事业和艺术收藏上, 从官方到民间形成了爱好和欣赏书画艺术的时尚。奢靡的社会风气催生了大量超规格住宅, 而书画艺术品则作为装点门庭或永久收藏的佳品而受到追捧, 该现象催生并形成了大量满足社会需求的书画艺术市场。 三、 促进艺术消费阶层的作用 从艺术社会学角度来说, 艺术生产者、艺术中介、艺术评论者、艺术消费者这四者互为因果, 相辅相成, 而艺术中介及艺术评论的介入, 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促进书画市场繁荣的作用。艺术消费阶层对艺术生产者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代艺术生产者会依照艺术消费者的需求制作艺术品。早在明嘉靖时期, 苏州作为书画交易中心的地位就已形成。吴门士绅、商贾、文人结友赠送书画收藏赏鉴已成风气。市场的大量需求, 是吴门画派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 社会不同阶层对书画的需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