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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谐论的文化资源 一、 宣传中国和平文化,法与西方对立,分野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环境。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的中国对和平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今天的中国是和平共处的和平外交的主要提倡国,对世界和平外交起着关键作用。 中国的和平文化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却“兴盛”起一种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西方的一些人开始谈论如何应对中国的“威胁”。不是出于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纯粹由于一些人的鼓噪,才有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不幸的是,“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又使更多的西方人受到了影响,并逐渐培育出一种民意和舆论基础,这又进而促进了“中国威胁论”的兴盛。在这种兴盛中,西方的一些人显然带上了有色眼镜,他们不能历史地看待中国,无法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也心存疑虑,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将扮演“和平者”的角色,还是“威胁者”的角色,看法摇摆不定。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历来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先哲们都提倡和平文化,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一大批哲人都有很多和平文化的论述。中国文化的骨髓里,一直都是提倡和平文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是一直奉行和平外交。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此工程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儒家思想中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儒家早在《礼记·乐记》中就使用了“和平”这个词,后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郊祀》篇也使用了这个词,虽然在这两个地方的“和平”还不等于今天的和平概念,但无疑已经隐含着和平的意蕴。主张和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孜孜追求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和平论1,和谐论是儒家秩序的和平论的核心。《诗经·商颂·那》“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说的是音调的和谐,但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和谐。和谐论包括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从此出发,可以建立起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三纲六纪的社会秩序,治国安邦的国家秩序,天下一家的世界秩序。 二、 天地万物为一体 传统上,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一般都不认为儒家哲学中有宇宙学的内容,但却一直承认儒家哲学涉及到许多天人关系的问题。而正是“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儒家宇宙秩序的核心。 宇宙之中,天地本来就是和谐一体的。自然界是一个有秩序运转着的整体,儒家经典之一《乐记·乐论》中指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别。”《乐记·乐礼》又说:“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物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虽然是以音乐为例来谈和谐,但是仍然涉及到自然界的和谐。《中庸》则直接描述了自然界和谐的美景:“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自然界的和谐成为天人和谐的基础。 天人和谐在儒家的思想系统里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和谐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相通、相类和统一的关系。这是儒家学者一以贯之的思想。 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易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天人合一成为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孟子提出“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就能够实现整个宇宙的整体和谐,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此,荀子提倡对于草木鱼畜都要“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做到“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包括人类在内)才能“皆得其命”(《荀子·王制》),才能正常生长和发展。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