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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首次对中国采取了积极支持，并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在那之后，他们改变了主意，谴责了日本，并最终决定对中国负责。是什么原因导致威尔逊言行不一,首鼠两端本文试图从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视角,就这一问题做一粗浅的分析。 一 第一,日本利用其秘密条约,强调了日本以其地位为依据的经济关系 1918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威尔逊在国会两院发表了他称之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计划,公开了美国的具体战争目标及对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总体构想。美国《纽约论坛报》评论说:他“只用一篇演说就改变了美国政策的全部性质,打破了它的一切传统。他把美国带回了欧洲,他建立了美国的世界政策”(P149)。中国人民盼望着“已成为他们最美好的希望和愿望的化身”(P245)的威尔逊总统能在和会上给中国一个公道。 1919年1月27日上午,巴黎和会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人会议”首次议及山东问题。日本代表牧野伸显提出,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他还大言不惭地把山东问题限于德日双边关系,不希望在讨论德国和日本的关系时有中国代表出席。威尔逊反驳说,他“不理解为什么牧野认为胶州的处理与中国无关”(P125)。在威尔逊的坚持下,“十人会议”同意让中国代表出席当天下午的会议。 1月28日,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十人会议”上陈述意见。他从历史、种族、语言、宗教、风俗、地理、经济等各个方面,无可辩驳地论证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要求根据和会倡导的尊重民族自决及领土完整的原则,把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直接交还中国。牧野狡辩说,日本占领胶州湾后,事实上已成为领属,并提醒说:中日之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此等之公文,对于四国间,亦认为有注意之价值也。”(P267)威尔逊要求把有关条约和换文提交会议。牧野说这须请示日本政府,顾维钧则当即表示愿意提交。威尔逊这样做,是根据“十四点”的原则,表示对日本同中国及其他各国签订的秘密条约不予承认,而日本称霸亚洲的地位正是以这些条约为依据的。 在和会上舌战失利的日本人,转而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P269)。他威胁中国政府,不得把这些密件交给和会,除非得到日本方面的同意,并要求把这个意思电告中国代表。得此消息的威尔逊立即指示国务卿兰辛:“我看到此事的严重性,我想你最好给芮恩施发份电报,要他奉劝中国政府站稳立场,你再给东京的莫里斯发份电报,指示他就此问题与日本外相进行友好会谈,点明我们知道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并表示我们痛心竟会出现这种迹象,这表明日本政府并非诚心诚意地信赖和会的公平与正义。同时建议顾,以他认为正确的方针行事。”(P148) 由此可见,在和会前期,威尔逊至少在三个环节上支持了中国。一是27日牧野发言后,他提出要听取中国的意见,打破了日本避开中国取得山东的企图;二是28日日本暗示中日密约及其他密约后,他提出要求双方公开有关条约,使日本要挟不成;三是阻止了日本在和会之外通过秘密外交迫使中国让步的图谋。这些事实表明,威尔逊在和会前期是同情与支持中国的,并且采取实际行动,使日本代表连受挫折。 威尔逊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践行他所倡导的世界新秩序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众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俄、英、法等西方列强通过结盟、协商和签订双边条约等方式,在东亚地区建立起各自的势力范围,并根据实力均衡原则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持这一地区的国际秩序。这种以均势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关系体制,是建立在牺牲落后民族的领土和主权基础之上的,是谋求领土分割、门户封闭和政治、经济膨胀的帝国主义行径,因此被称为“世界旧秩序”。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打破了这种以均势为特征的旧秩序。战争结束后,如何重新构建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国际秩序,不同的国家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产生了不同的设想。美国作为在一战中崛起的最大的新兴国际力量,其代言人威尔逊提出了以他的“十四点”计划为基础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蓝图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商业自由和国际性门户开放”(P27),而维系这一新秩序的支柱则为国际联盟,即美国通过控制国际联盟来保持它在道义和金融上的世界领导权,为美国将来的商业扩张铺平道路。由此可见,威尔逊所倡导的“新秩序”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它主张多国协作,贸易自由,集体安全,国家平等,民族自决,在不损害弱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进行和平竞争与合作。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旧秩序”的存在基础。而中国收回山东的要求,符合世界新秩序所倡导的各项原则,因此支持中国的要求,便成为威尔逊维护世界新秩序的具体体现,必然会为他在国际和国内赢得很高的声誉。 威尔逊支持中国收回山东,同时也是遏制日本在东亚扩张的现实需要。威尔逊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并非无源之水。早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