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的当代复兴与语言哲学的复兴.docxVIP

修辞学的当代复兴与语言哲学的复兴 一、 语言哲学的视角 哲学是写作的摇篮。许多写作理论都与哲学有关。纵观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作为中世纪西方人文三学科(1)之一,修辞学就与哲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修辞学的当代复兴更是从语言哲学那里找到突破口的。哲学的语言转向(2)使语言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关注的焦点,以语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修辞学深受语言哲学研究的影响,它促使人们超越传统的劝说思想重新解释修辞学,建构了当代修辞学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语言哲学从三个方面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当代修辞学,一是把修辞学植根于对语言或语词意义的哲学描写的基础之上,二是假定修辞是知识产生的基础和关键,三是假定话语的使用是人类生存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寻找与考察当代西方修辞学与哲学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展现修辞学中的哲学思维,探讨哲学的语言转向对修辞学的贡献。 二、 理查兹意义理论的提出和传播 当代西方修辞学是一门“将语言作为社会行为,把目的和阐释作为确定意义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BizzellHerzberg,1990:899),其开端是建立在对语言或语词意义的哲学描写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当代哲学关于语言的观点有着直接的联系。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为人们认识语言提供了机会。20世纪早期,哲学家以及语言学家,如皮尔斯(C.S.Pierce)、莫里斯(C.Morris)、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巴赫金(MikhailBakhtin)等人试图阐述语言系统的规律并明确表达其运作过程,他们的理论都涉及到对当代修辞学影响重大的基础问题,即语言与意义问题。 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I.A.Richards)的《修辞哲学》(PhilosophyofRhetoric,1936)一书清楚地展现了语言转向在英美哲学中的影响,看到了将修辞学概念扩展到劝说之外的需要和可能。作为新修辞学的开创者,理查兹在著述中继承了英美语言哲学的基本假说。他从两个方面给修辞学下定义,一是要“研究词汇在话语中如何发生作用”(Richards,2001:15),二是要“研究误解及其纠正方法”(ibid.:1)。这个定义清楚地体现了他的修辞观,首先是有关词语意义的理论,即词的意义是它在语境中的阐释功能,然后是修辞学的使命,即分析误解产生的原因,并创造有效的交际来促进更好的理解。 意义即阐释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理查兹与奥格登(C.K.Ogden)合著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ofMeaning,1923)一书中。他们用语义三角阐释了意义理论,认为意义与符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符号要有意义就必须阐释,而符号的阐释受到符号所经历情景的制约,因此,意义不是由词语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词语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或者说意义来源于符号在语境中的运用。词汇的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词从它过去使用的环境中获得意义,伴随着其他的词在特定的环境中出现,所有的词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环境的约束。理查兹的意义理论,尤其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的言语交际理论,深深地影响并建构了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理论基础。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普遍符号学理论为理查兹的意义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符号三元理论认为,构成一个符号的基本成分应该包括符号代表项(representation)、指涉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三者合一构成不可分割的符号化过程。符号需经由解释项才能代表指涉对象,符号起作用并具有意义是通过讲话者和听话者在一定的语境中使意义归属于它。也就是说,符号代表项并不一定或不完全代表指涉对象的意义,要得到指涉对象的真实或全部意义必须经过符号使用者的解释,也就是通过认知主体的人的认知和阐释。 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继承了皮尔斯的符号理论,明确提出符号学研究的三个层面: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莫里斯首次将语用关系提升到和传统的语形和语义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区分隐含了符号所包含的三种关系,即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符号与人的关系。他特别强调符号的解释者,即接受一个符号并对该符号的解释作出反应的人,对形成符号意义的作用。 俄国哲学家兼批评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理查兹关于意义的理论如出一辙。他深受皮尔斯的影响,不同意在封闭的文本中寻找意义,他的文本是开放的,意义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要根据历史环境、思想目的、语言习惯在社会条件下作出解释。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thePhilosophyofLanguage,1929)一书中,他深入探索了哲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坚持认为语言的生命在于话语,话语的生命在于价值,价值产生于对话,因此,语言只能理解为对话,话语只能在社会交往中发生作用,对话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语言及其形式只有理解为对话,词语才能被适当地理解,词语产生于构筑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