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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与伯克一种能在规劝中发现修辞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古典思维的创始人，他的思维理论对西方文化和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肯尼斯一伯克(Kenneth Burke)是当代一位著名的修辞学家,是新修辞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从20世纪20年代起到80年代,伯克写了几十部著作论述他对修辞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的看法。由于他的修辞学思想具有极大的超前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被人们广泛地注意与认同。而随着对新修辞学研究的深入与兴旺,伯克在美国以及西方被认为可能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鉴于以上两位修辞学家在修辞领域里所做的贡献以及在修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对两位修辞学家的修辞理论进行比较研究。 一、 修辞能力的拓展 亚里士多德时期,人要想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脱颖而出并且诸事遂愿,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口才。在此基础上,人们就非常注意怎样把话讲好。这种注意的现实功利性色彩很浓:在诉讼中要打赢官司、在生活中要说服对方等。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具备规劝的能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规劝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对说服方式的掌握上。所以他的修辞学主要围绕着说服方式做文章。他对修辞的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罗念生译,1991:24)因此,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规劝”。而伯克对修辞学研究的注意力不在规劝上,他在古典修辞学的“劝说”理论的基础上,引进了修辞的其它特点,扩展了修辞学的定义,大大超出了传统修辞定义的范围。伯克将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1969:41)。修辞研究“用语言这种符号诱使那些本性能对符号作出反应的动物进行合作”(1969:43)。顾日国(1990:21)认为:“Burke的‘同一’理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劝说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本世纪以来重要的修辞学思想之一。” 二、 亚理斯多德:“修辞三段论”和“误同” 通过以上亚里士多德给修辞学所下之定义,我们可以知道“劝说方式”在亚氏的修辞学中占有极其重要之地位。可以这样说,劝说方式是亚氏修辞学的核心。为了达到劝说他人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劝说人通常诉诸三种方式,他们分别为人品诉诸、情感诉诸和理性诉诸。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由演说提供的或然式证明分三种。第一种是由演说者的性格造成的,第二种是由使听者处于某种心情而造成的,第三种是由演说本身有所证明或似乎有所证明而造成的。”(罗念生译,1991:24-25)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演说者的美好性格使听众产生信赖而达到说服效果的;第二种说服是靠打动听众的情感来实现;第三种是以“例证法”和“修辞推论”为形式进行证明的一种说服方式。在“说服方式”的这三种形式中(即性格cthos、情感pathos及逻辑logos),亚理斯多德对代表第三种的“修辞三段论”尤为重视。因此,可以说“修辞三段论”是亚氏修辞思想的核心之核心。相对于亚氏的三种劝说方式,伯克也提出了三种方式来获得认同,即“同情认同”(idcntificar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 antithcsis)与“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同情认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情感。对立认同是“一种通过分裂(segregation)而凝聚(congregation)的最迫切的形式”。(常昌富,1998:161)人与人之间能互相认同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对立面。对立面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物,而更可能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第三种认同——“误同”是伯克同一理论中最深奥、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观念。误同经常的表现形式在于人对自身的处境的误同上。在伯克所提的三种认同中,同情认同是最接近规劝的认同,但与亚里士多德的规劝不同的是,同情认同对于处理人际关系具有积极的认知意义与指导意义。 三、 同一过程中的“意识”因素 伯克(1967:177)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旧修辞学与新修辞学之间的区别,我将归纳为:旧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规劝’,强调‘有意’的设计;新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认同’,其中包括部分的‘无意识的’因素。”(常昌富译,1998:17)规劝的“有意识”性完全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整个修辞学理论体系中,从亚氏的三种诉诸方式可窥见一斑。与此同时,由于伯克的修辞理论是对亚氏修辞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同一过程中的“有意识”因素自然伴随其中。规劝和同一过程中的“有意识”性可通过下面的例子加以说明。比如,南非一家广告公司做的“反滥用毒品”系列公益广告中,一位少女神情呆滞地坐在购物中心的楼梯口,她的眼睛、鼻子、嘴唇乃至整个面部、肩膀、手臂上都充满了红色斑点,身边放着一块黑底白字的小牌,牌子上写着:吸食毒品,你的结局会同我一样。作为公益广告,它的主要目的是劝说人们不要吸食毒品。为了达到此目的,广告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