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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花吟》英译比较研究 1. 《葬花合意》英译的基本情况 于平伯高度赞扬了《红楼梦》的一流作品。”(2005:89)周汝昌则赞扬:“《红楼梦》堪称人类智慧才华的第一精华。”(2002:289)令《红楼梦》获如此高评价的,不仅有其丰富的内容情节,也有其承载的中国独有文化,更有其“文备众体”的创作手法。诗歌就是《红楼梦》“文备众体”的体现之一,据统计,《红楼梦》共运用诗歌81首。周汝昌称“《红楼梦》是一部‘诗’的小说”(2002:89)。《葬花吟》是能反映《红楼梦》语言艺术特点的诗作之一。这首典型的七言古体诗,出现在小说第二十七回。主人公林黛玉前一晚去怡红院探望贾宝玉时,吃了丫鬟晴雯的闭门羹。回到闺房后的林黛玉伤心至极、泣不成声。次日是芒种节。在二十四节气中,芒种节过后便是夏至。夏季一到,群花渐落,按古风俗在这天都要举行仪式,摆设礼物,祭敬花神,为其饯行。林黛玉因晚上彻夜痛苦,凌晨才入睡。第二天姐妹们在园中的嬉戏声吵醒了她。林黛玉循声赶到园中,却见“花谢花飞飞满天”的场景,触动了她脆弱的感情,唤起了她强烈的同情。她执起小锦囊,手把花锄,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处境,多愁善感地吟唱出了这首“她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作《葬花吟》”(蔡义江,2004:3)。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明义题道:“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 《葬花吟》已有多个英译本,其中以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译本最为突出。本文讨论的对象即是上述两译本。1907年晚清诗歌翻译家苏曼殊在其编辑的汉诗英译集《文学因缘》的序言中评道:“先是在香江读Candlin师所译葬花诗,词气凑泊,语无增减。”(1985:121)这应该是对《葬花吟》英译的最早的评论。当代学者对《葬花吟》英译的研究热情不减,先后有傅慧生(1989)、王帅力等(2002)、温建平(2005)、张军平(2005)、侯国金(2006)、杨雪(2007)、范敏(2007)和刘肖杉(2007)、曹建辉(2009)等对《葬花吟》的英译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做出了可贵的探索。然而上述研究多囿于语言表面上的对比,未能呈现译者与译品之间的互动,也未能挖掘不同译本之间差异的实质及根源。为弥补以上研究的缺陷,本文尝试从生态翻译学这一理论视角,对《葬花吟》的两英译本开展整体性的量化分析,对译文进行客观描述,展现出译品具有的个性化印记、勾勒出译者在宏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构建自己译品的过程图。同时,本文也期望能对中国典籍的英译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启示。 2.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架构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时代的产物,是在全球性生态思潮的背景下派生出来的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理论。其首创者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指出:“生态翻译学的出现与时代社会与学术发展的方向是相符合的。”(2008:11) 自2001年以来,胡庚申开始发表一系列论文来构建“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新译学理论体系。2004年《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出版正式宣告了该理论的形成,并引起了译学界的强烈反响。《翻译适应选择论》以达尔文“自然选择”说为理论支撑,打破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僵局(李亚舒、黄忠廉,2005:95),开辟了译学研究的新天地,振作起了一种新的话语力量(蔡新乐,2006:59)。2008年胡庚申发表《生态翻译学解读》一文,标志着从翻译适应选择论发展起来的“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已显雏形”(胡庚申,2008:13)。至此,尽管尚属稚嫩,生态翻译学已以一种独立的形态立于理论界。该理论没有囿于长期困扰译界的诸如“直译/意译”、“形式/内容”、“忠诚/叛逆”、“归化/异化”等种种二元对立之中,而是试图使翻译理论回归到“翻译生态环境,即社会、文化环境中去对翻译本质、主体、过程及诸多内容进行思考”(刘云虹、许钧,2004:43)。 那么该理论的实质和主张是什么?在《生态翻译学解读》中,胡庚申做出了详解:“生态翻译学研究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所谓‘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所谓‘实指’,指的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2008:11)在“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之下,该理论将“译者为中心”的理念明确地体现在翻译的定义之中—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活动”,该理论具体阐述和例证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本体的解释功能:(1)翻译过程—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2)翻译原则—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3)翻译方法—“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转换;(4)译评标准—多维度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胡庚申,2008:11)。基于这种理念,翻译的各种本体要素都有了新解。我们可以用下图阐释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实质: 可以看出,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