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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英汉科技词典的出现与应用 西方的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有争议的集团。他们的本职工作是传教,却或多或少地介入到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综观我国英汉词典编纂近200年的历史,晚清在华传教士对英汉科技词典编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 组织编纂外汉科技词典 双语/多语科技词典编纂是科技翻译发展过程中为解决不断增多的科技词语译名需统一的问题而产生的。我国的科技翻译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公元2世纪末),汉晋至元明的1000多年里,科技翻译大都随附于宗教文献(主要是佛经)翻译中,译作数量较少,科技词语极为有限,自然谈不上译名统一和双语/多语科技词典的编纂。明万历年间(1607),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口译、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笔述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正式刊刻,明末清初我国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由此开始。随后梯航东来的天主教传教士秉承利玛窦“科学传教”的思想,与中国士大夫合译了不少西方科技著述,科技词语数量随之增多。但当时学科门类单一,以天文历算书籍为主;参与译述者多为在历局或钦天监供职的中西人士,译名的确立与统一并不复杂。因此,当时虽然出现了一些中西文对照的双语/多语词典,但大多是传教士为学习中文而编写的,专门的双语/多语科技词典尚未问世。 清初雍正帝颁布禁教令,大批传教士被逐,中国与西方的科技交流中断了一个多世纪,此间欧洲发生的重大科技变革几乎全部被拒于国门之外。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放弃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重新打开国门,西方科学技术再度大量涌入,近代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一些实用工艺技术得以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专门的译书机构和专业科技翻译人员应运而生,引发了我国第二次科技翻译高潮。 与明末清初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相比,晚清的科技翻译不仅译作数量更多、学科分布更广,参与翻译的机构和人员组成也更为复杂。组织翻译的既有西方传教士(主要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开办的翻译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益智书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等,也有洋务派官员创立的外语教育与译书机构,包括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此外还有一些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农学会等。翻译人员中既有在华传教士,如傅兰雅(John Fryer)、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又有中国知识分子,如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同时也有不少同文馆学生和留日学生。 西方科技著述译介的繁荣也带来了科技词语译名的混乱。翻译人员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以至于同一原著出现多种译本,同一词语在各译本中译名差别悬殊,给读者造成诸多不便,影响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这种“一物多名”的混乱局面引起清政府官方翻译机构、民间知识分子和在华传教士对译名统一问题的关注。官方翻译机构虽然意识到译名统一的重要性,但由于当时清王朝统治已岌岌可危,无暇顾及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未能在政府层面上组织编纂外汉科技词典。民间知识分子出版了一些外汉科技词典,如叶意深的《中西药物表目》、徐勤业的《中外病名对照表》等,但均没有对名词统一产生大的影响。在华传教士作为晚清极为活跃的一个科技翻译群体,对科技词语的定名与统一极为重视,所取得的成效也最大。他们根据自己的翻译经验提出一些操作性较强的科技词语定名原则(这些定名原则已有不少学者论及,本文将不再赘述),同时注重收集积累新译名,编纂了不少外汉科技词典(绝大部分科技著述译自英文,因此所编词典基本上都是英汉科技词典),可谓英汉科技词典编纂领域的先行者。 二、 汉科技词典的分类 按学科门类和编排方式,晚清在华传教士编纂的英汉科技词典可分为四类——译著所附词汇对照表、单科科技术语汇编、多学科科技术语汇编、综合性英汉词典及教科书中单独编排的中英文对照科技术语。 1. 所 为克服译名不一致给读者造成的误解,不少译著在书后或中间附上英汉词汇对照表,以便读者和其他译者参考比较。这些译著包括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代微积拾级》(1859)、《谈天》(1859),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J.G.Kerr)与何暸然合译的《化学初阶》(1870)、与孔庆高合译的《西药略释》(1875),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1872)、与赵元益合译的《西药大成》(1887),美国传教医师玛高温(D.J.MacGowan)与华蘅芳合译的《金石识别》(1872)、《地学浅释》(1873),美国传教士柯为良(D.Osgood)翻译的《格氏解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