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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翻译批评研究 1 翻译批评中传统语文学和翻译学的发展性需分析和展望 翻译批评是应用翻译的范畴，是翻译学科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holmes，1988a:78）。到了20世纪后半叶, 翻译题材和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宗教和哲学, 翻译也不再被看成是纯粹的语言转换, 而是跨文化交际活动, 以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为特征的传统语文学翻译批评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由于翻译的跨学科性质, 不同学科无疑会对翻译的不同侧面或层次提供视角迥异的理论框架, 多种研究理路也必然会在翻译批评研究中释放各自的能量。这就是说, 若要准确描述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 必然需要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发展思路。扩大批评理论视域、建立多元互补批评模式、树立客观科学的批评观念业已成为中国翻译批评研究进步发展的当务之急 (薄振杰等, 2008:72) 。 220 结构主义文学观的转向 20世纪是西方文论空前活跃和繁荣的世纪, 先后出现了形式主义、新批评派、读者反应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大小十几个流派, 发展衍变令人眼花缭乱。究其立足点或兴趣点, 却不外乎四个方面: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值得一提的是, 19世纪西方文论紧紧围绕创作这一中心, 以作家的审美体验为主探讨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客观世界, 作家的创作如何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作品中的表现情况。当时人们大多认为批评的功能在于发现文本的历史背景和甄别作者生平对其创作的影响 (Bressler, 1999:38) 。然而, 被认为是20世纪西方文论“源头”的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和发端于20年代的英美新批评派摈弃了19世纪通过考察文本外因素来揭示文本意义的“外部研究”。他们将批评视角转向作品内部:进入其批评视域的首先是作品措辞, 然后是语词如何在文本中形成冲突或张力 (新批评派称之为“含混”) , 最后是这些冲突或张力在作品中究竟如何得以化解。他们强调文本本体地位, 作者和读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均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开创了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先河。 20世纪50、60年代统领欧美文论界的结构主义文论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它从语言、结构、叙事、语义等文学内部构成要素出发, 探讨文学的模式和意义, 认为语言是意指 (signification) , 即我们如何获得意义的基本途径 (Bressler, 1999:114) , 而文学是由语言构成的封闭的规则系统, 因而不需要外部所指。与新批评不同, 结构主义探索的是围绕阐释活动本身的状况, 关注的是文本如何产生意义, 而不是深入研究单个文学作品, 以及文本表达了什么意义。通过对读者阐释活动以及文学规则系统的“客观”、“科学”分析, 结构主义者认为他们揭开了文学神秘的面纱。到了60年代末期, 结构主义关于文本意义可通过检验文本结构代码来发现的理论假设受到挑战并逐渐被解构主义的不可判定性准则 (the maxim of undecidability) 所取代。解构主义试图表明文本声称所言和它实际所言往往不同, 并断言一个文本可以有无数种可能的阐释, 而且阐释本身和被阐释的文本一样具有创造性 (Bressler, 1999:115) 。 值得注意的是, 20世纪西方文论在由以创作为中心向以作品为中心转移的同时, 还开展了以作品的接受为中心的文学研究。读者反应理论就是该批评动向的代表。该流派批评家们关注的重心都是读者, 认为只有读者和文本相互作用或“交易”才能产生文学作品的解读, 即, 读者+文本=意义 (Bressler, 1999:68) 。显而易见, 读者反应理论把人们的视线转向了读者, 强调了读者的积极参与, 丰富了批评理论。然而, 在强调读者的同时, 它忽视了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对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交易”也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给人留下了肤浅的印象。70年代以后, 西方文论重新对文学进行所谓的“外部研究”, 即社会、文化、历史批评。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均在文论中占有重要席位。 综上所述, 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演变的两个主要特征: (1) 从运行轨迹上看, 完成了由“外”及“内”再到“外”的“循环”, 但不是简单重复, 即:由世纪初围绕社会背景这一中心所进行的社会、历史批评, 到以作品为中心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 再到以读者为中心的读者反应理论, 最后在世纪末又回到背景这一中心, 开展了以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批评 (孙胜忠, 2004:60) 。 (2) 从研究成果上讲, 是整合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是简单的否定与颠覆。这一特征从各流派关于文本意义生成的观点中就能看出:文本意义来源由最初的文本 (英美新批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