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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理学与文学的关系 一、 明代中期的思想文化领域 明初，随着政治统一形势的形成，宋明理学的主导地位也建立起来。明初之际, 它是以程朱理学为正宗的。然而, 经过百年的发展, 明代中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思想文化领域亦随之出现了较大的变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作为明代理学代表形态的王学的崛起及其分化乃至反理学思潮的出现。 (一) “人为”是其心学的转变 明代前期处于官方统治地位的哲学是程朱理学, 但是自明正德、嘉靖以后的中晚明时期, 理学的别支———王学却风靡一时, 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要地位。 程朱理学在明代前期可谓气势大盛, 被视为科举考试的唯一范本。“世之治举业者, 以《四书》为先务, 视《六经》为可缓;以言《诗》, 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 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 《尚书》、《春秋》, 非朱子所授, 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 率鸣鼓而攻之。”176然而, 就在程朱学极盛之时, 它自身的一些弊端也开始逐步暴露出来了。明代中叶以后, 手工业和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 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受到了强烈冲击, 于是建立在其上的旧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也开始发生变化, 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抑制人性、否定人欲为主要特征的程朱理学, 逐渐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和权威性, 不仅不被统治者所遵循, 而且遭到广大士子的唾弃。士人们面对国运不济的现实, 进行深刻的反思, 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在“人心不正”。于是在这种背景下, 以“正心”挽回衰世为目标的阳明“心学”就应运而生了。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针对程朱理学愈益显露出僵化、虚伪之弊的产物。在程朱哲学中, 所谓“天理”具有至上性, “宇宙之间, 一理而已”, 个人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从理论形态上看, 天理是客观的, 人则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过程才能体认。这样的修养方式尽管比较具体, 但禁忌也颇多, 时间长了容易滋生虚伪学风。王阳明则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底蕴, 通过“龙场悟道”的过程, 认定“天理”原来是人心自足的产物, 从而提出“心即理”和“心外无理”的思想。于是, 主宰一切的“天理”被降到“人心”的附庸地位, “吾心良知”取“天理”而代之, 打破了“天理”的独尊局面。可以说, 自从王阳明高张陆九渊“心学”旗帜后, 明代学术与思想界发生了朱学让位于心学的大转变。出现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诠说经典、玄谈天理的朱学已无助于解决明中叶的危机, 而以“拯救人心”为目的, 竭力宣传理性、精神作用的陆王心学, 则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明朝的统治机体得以复苏, 让士子感到耳目一新, 所谓“一时心目俱醒, 恍若拨云雾见白日。”179正因为陆王心学对于封建统治的巩固有其作用, 故自嘉靖以降, 陆王心学风靡天下, 王门弟子遍及国中。 (二) 以“百姓朝属于人”的哲学思想 王阳明的心学致力于打破程、朱理学的“理”一元论教条, 其意义乃在激发人人为圣的信念, 它在为王权服务的根本目的上与程朱理学是一致的。但是王阳明强调“个个人心中有仲尼” (《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 甚至对“愚夫愚妇”人格地位加以大力提高, 在客观上背离了封建伦理纲常和传统道德规范。清人陆陇在《学术辨》中尝述云:“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 “龙溪、心斋、近溪、海门之徒从而衍之”, “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 蔑视伦常, 天下之人恣睢横肆, 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 而百病交作”。可见, 王阳明学说在主观上意在维护封建伦理纲常, 客观上却产生了“荡轶礼法, 蔑视伦常”的效果。362所以阳明心学既促生了对宋明理学主流的破坏力量, 也给自身的理论体系埋下了矛盾的基因。 陆王心学所建构的哲学体系, 原本是为了挽救日趋没落的明代封建统治的, 但是在客观上却成为了引发思想解放的催化剂。180陆九渊强调在“日用处开端”, 开启了王学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 对理学是一种冲击。王阳明之后, 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 提出“以百姓日用之道为本”的思想, 认为圣人之道也无特别之处, 所谓“圣人经世, 亦是家常事”。李贽, 作为王学左派发展到极端的标志, 更发挥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主张“穿衣吃饭, 即人伦物理, 除却穿衣吃饭, 无论物矣”。他反对僧侣主义、禁欲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 提倡人欲、人性, 认为在有势利心这一点上, 圣人与凡人并无差别:“尧舜与途人一, 圣人与凡人一。”181李贽假借王学的思想外壳, 其实质是极端的反理学的思想代表。 一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潮流会涉及各个文化领域, 对文学艺术也会产生深刻影响。文艺创作中许多深层次问题往往与当时的学术潮流特别是哲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182就理学与文学的关系而言, 理学家重道轻文, 真正的文学受到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