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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人的商业贸易与商道的生成 明清时期的徽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300多年。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元合作的结果。我曾从文化的层面,以徽商的辉煌业绩源自高文化素质与创新精神为题,在“2006年中国国际徽商大会(香港)·徽商论坛”上做主题讲演。也曾从哲学的层面,提出徽商在政治伦理上崇奉程朱理学,坚守官本位,而在经济伦理上却以王学的尊商说教为本,采纳其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新四民观”。在社会政治的层面,提出“官商互济”是徽商成功的法门。又曾从地理经济学的层面思考,指出长三角地利与长途贸易是徽商之所以超越常规地增殖资本的两大要素。 一、 高度重视儒学在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努力开拓商业空间 叙徽商的谱系,不难看出他们本是中原贵族的后裔。正如宋人罗愿所指出,“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卷1风俗他们宗奉儒学。宋代科举制度下,凭其家学渊源而取得科举仕宦成功。因而“宋兴则名臣辈出”。明清时期,“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卷1风俗“先贤名儒比肩接踵”,“虽辟村陋室,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指也”,卷11泛叶寄有“东南邹鲁”卷1风俗之称。在儒学氤氲的氛围中出现的徽商,自当与儒学有难解之缘。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徽州文献上“贾而好儒”、“贾服儒行”、“儒术饰贾”等贾儒结合的记载了。徽商或由儒而趋商,或商而兼儒,或弃儒从商而后又归儒。贾儒之间,彼此关联,难舍难分。 徽商的身份谱系,从总体看,本来就是先治儒,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尔后再经商,以求得经济上突破。所以即使已是“藏镪百万”的大贾,依然未忘情于儒学。他们过着精神贵族的生活:他们建置充满人文境观和生态环境的花园山庄,并营造精巧的庭园斋馆,假山盆景,以供游憩观赏。室内摆设雅致,赏心悦目,喜欢收藏典籍和古玩文物,古色古香,充满书卷气的文化品味。他们“昼筹盐策,夜究简编”。研读儒家经典,究心于与治生、货殖有关的典籍。诗赋琴棋书画、篆刻金石、堪舆星相、剑槊歌吹,不仅涉猎,且技艺精湛。他们过着不是贵族的贵族精神生活。 “贾而好儒”已经牢固地成为徽商内在的情结,其外化成对传统文化的酷爱和执着追求,坚守传统文化的精神高地,从而促使徽商成为具有高文化素质、高文化品味的商人集团。高文化水准的徽商把儒学的优秀文化传统,运用到商业活动中来,即建立起有自己特点的以诚信为本、义利均衡的贾道和营运型式。 他们善于从历史上、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吸取经商的经验教训,他们从历史上的名商,如三致千金的范蠡、精通经商之道的计然和白圭、富比王侯的猗顿、与国君分庭抗礼的子贡,等等,取得榜样的力量和经商的知识,从经商的实践中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成专书,以求从商职业技能的专业化,极力创造商业文化的新境界。他们对商业文化的贡献,是其它商帮所不能比肩的。正由于徽商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丰富的商业经验,又有专业化的商业技能,当天下万物之情了然于胸之后,能够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因而常常取胜。他们吸取儒学的优良传统,创立其营运型式,如合股制、伙计制、经营网络等,有效地推进了商业的功能。所以,我们说深厚的文化底蕴,结出称雄商界的经济之果。 二、 第四,立教是发展商业的重要支点 16世纪出现大航海时代,东亚海域的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商业因而发生转型。随着商品经济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商人势力的增强,战国以后出现的以商居末的“士农工商”的职业观,早在宋代已开始松动。此时,出现了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及与之有师承关系的泰州学派。这一派系(下面简称之为王学)是受中唐以降佛教的入世转向影响下而出现的发轫于陆九渊的儒学日益世俗化,与16世纪商业转型之间互相激荡的产物。其在经济伦理上对儒学作了令人注目的创新与发展。 徽州作为程朱的故乡,一向宗奉程朱理学,服膺官本位,以科举仕宦,荣宗耀祖为终极关怀。但是,王学在徽州也得到广泛的传播。王守仁的高足王艮、钱德洪等曾齐集徽州,主讲盟会。王学在徽州掀起大波,令人耳目一新,纷纷“崇尚《传习录》”,王守仁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百姓日用即道”,徽州就有“士商异术而同志”卷116、“以营商为第一生业”卷37、“良贾何负闳儒”的风俗和说法。王学的尊商思想被渗透到家法、族规、乡约中去。其经济伦理因而被广泛地推向社会。王守仁尊商的立教为徽州人所接受,并使之变成规范人们的自觉行动。这对发展商业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重商文化,商业是无从真正发展起来的。 徽州人政治伦理坚守程朱的官本位,经济伦理却以王学的尊商立教为本。程朱理学和王学处于并尊的地位。把儒学在宋明分化的两个派别,从功利出发,巧妙地结合起来。 王守仁说:“四民异业而同道”。道,即天理。徽商是以建立功名,显宗耀祖为目标的。立功、积德,就能通天理。他们不同于西方清教商人,以在俗世间永无止境地赚钱,不断地创造业绩视为上帝的恩宠,视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