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刘宗周与陶龄之比较.docxVIP

晚明刘宗周与陶龄之比较 刘宗洲（萧山，1578-1645）和陶云岭（石梁，1571-1640）是晚明浙江和中国国王的代表。明崇祯四年(1631)二人共举“证人社”,从而开启了晚明最为重要的王学讲会——“证人会”。然而,二人的讲学主旨却有着较大的差异,不久之后便有了所谓“白马别会”,“证人社”逐渐趋于分化。最后刘宗周及其弟子形成了蕺山学派;陶奭龄及其友人、弟子形成了姚江书院派,此后十多年两派师弟子之间的讲学,既有分歧又有交融,浙东的王学讲会在明清之际繁荣一时,从而造就了黄宗羲(1610-1695)、邵廷采(1648-1711)等一批优秀学人。 关于“证人社”以及“白马别会”,学界已有较多的讨论,但是对刘宗周与陶奭龄二人的学术分歧却少有较为全面的探讨。由刘、陶二人的学术分歧而形成蕺山学派与姚江书院派,这两大心学学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学术关系也还缺乏较为完整的梳理。1刘、陶二人之异同,蕺山学派、姚江书院派二者之关系,阐明这两大问题,可以更好地认识晚明浙中王学的发展演变,从而可以深化明清之际学术史的研究。 一 刘宗周和陶龄“别会”的缘起 刘宗周与陶奭龄二人之间交游颇多,陶奭龄可以算是刘宗周后期最为重要的友人。刘、陶同为越中一带的名儒,说到讲学当时也公推刘、陶二人为首。沈国模(求如,1575-1655)求见周汝登(海门,1547-1629)的时候,周汝登就说:“吾老矣!郡城陶石梁、刘念台,今之学者也,其相与发明之。”(董玚:《沈聘君传》,《姚江书院志略》卷下,《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九辑影印清乾隆刻本,第29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刘、陶二人之间最为重要的交往,就是一起主持了“证人社”讲学活动。崇祯四年,刘宗周与陶奭龄共同创立“证人社”于陶文简公(即陶望龄,号石篑,1562-1609)祠,“证人社”的讲会即“证人会”。当时讲会的地点并不完全固定,除了陶文简公祠,还有后来改名证人书院的古小学等地。关于“证人会”缘起刘宗周说: 吾乡自阳明先生倡道龙山时,则有钱、王诸君子并起为之羽翼,嗣此流风不绝者百年。至海门、石篑两先生,复沿其绪论,为学者师。迨二先生殁,主盟无人,此道不绝如线,而陶先生有弟石梁子,于时称二难,士心属望之久矣。顷者,辞济阳之檄,息机林下,予偶过之,谋所以寿斯道者,石梁子不鄙余,而欣然许诺,因进余于先生之祠,商订旧闻,二三子从焉,于是有上巳之会。(《会约书后》,《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497-498页) 此段文字在简要回顾了越中讲学的历史。自从王阳明讲学之后,有钱德洪(绪山,1496-1574)、王畿(龙溪,1498-1583)、周汝登、陶望龄相继而起。刘宗周一心想要救王学之偏,却又主动邀请王门三传陶奭龄一同主事“证人社”,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越中是王学的重地,讲学就不得不顺着“良知之学”加以开展;二是因为陶奭龄与其兄陶望龄并称“二难”,在当时越中士人之中颇有声望。 证人会一开始,就呈现出学术宗旨的差异,讲会之中陶、刘二人以及他们的弟子之间时有诘难。讲会进行到第三个月,即崇祯四年六月,陶奭龄就提议“别会”。对此刘宗周有书信答复: 前承示,欲避城嚣而另寻闲寂之地,以求同志。此于坐下甚有益,第恐朋友无相从者,不令此会便成虚名乎?吾辈论坐下工夫,即晤言一室亦足了当,而必切切于求友,非徒借友以自鞭,亦与人同归于善耳。弟愚见,姑再举数会,俟朋友中有兴起者,或可延数十年命脉。此时而随意去留,则无处非行教之地矣。(《与陶石梁》,《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419页) 从此书信来看,陶奭龄提出“别会”,一是因为郡城过于喧嚣,一是因为同志之友较少。初次讲会有二百多人,大多是郡城的诸生,而非志于圣学的儒者。刘宗周认为关键在于讲求“坐下工夫”、“与人同归于善”,不必在意喧嚣,也不必在意友人,建议再举数会以待有继而兴起者。 刘宗周的劝解并未成功,崇祯五年二月,陶奭龄另开讲会于“白马岩居”,即“白马山房”,这就是“白马别会”。虽然刘宗周并不认同陶奭龄的做法,但不时过往于白马岩居。崇祯八年,刘宗周北上,陶奭龄前往送之,并说:“愿先生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使天下实受其福。”(邵廷采:《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思复堂文集》,第2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二年,刘宗周还曾上公揭,推举“当世第一流人物”陶奭龄为官。(《荐陶奭龄公揭》,《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295页)可见刘、陶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游关系,刘宗周也经常与陶奭龄及其弟子们一起讲学论辩,或是书信往来。 到了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刘门弟子正式提出“及门”,即重新拜师另立门户,结束证人社内部的含混局面:“时王业洵偕毓蓍十七生及门,先生固辞不受。”(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刘宗周全集》第六册《附录》,第125页)为了安抚弟子的情绪,刘宗周在信中说: 吾乡陶石梁子,雅为吾党推重,特其入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