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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收益空间研究 一、 区域间经济增长不平衡，增长动力不足，导致产业转移的可能性加 2003年春，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开始短缺。2005年，“就业困难”扩展到中部城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每年的企业监测调查数据显示，企业缺工越来越严重，2009年，约75%的企业自称没有招满所需的劳动者（蔡昉，2010）。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缺工现象最严重。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也开始变慢：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农村似乎没有“剩余劳动力”来填满企业的用工需求了。与短缺相伴随的是农民工实际工资水平快速提高（卢锋，2011）。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构成中，工资开支占主导地位，因此，厂商对工资水平变化敏感。工资持续上涨，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地区逐渐失去比较优势。 高速增长形成的经济格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劳动密集型企业众多，工资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一直是农民工迁移的目的地。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地区失去比较优势并退出的时候，可能的出路有两个：向发展水平更低的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向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学术界，都希望产业转移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完成，使传统增长模式能持续更长一段时间，而不是轻易转入其他发展中国家（蔡昉等，2009）。 在传统的条块分割和地区间“锦标赛”竞争体制下，所在地政府从厂商那里得到税收、就业、增长和政绩，因此，在吸引资本流入上竞争激烈（周黎安，2007,2008），表现为“引进来”和“留得住”。由于东部地区政府有更高的效能，如果挽留厂商在本地生产经营下去，那么，资本就很难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今天，东部的地方政府面对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允许这些产业退出（房慧玲，2010），中西部地区就有了接受这些转移产业的可能。当前跨省迁移者主要是年轻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中西部时，不仅能吸引迁移劳动力回流，还可以雇佣中西部那些年龄较大、现行条件下难以迁移的劳动力。这能缓解厂商面临的劳动力短缺，又可以支付比东部地区更低的工资，对劳动密集型厂商来说是个激励。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中西部流出的劳动力也有激励返回家乡：节省跨省迁移成本，降低与家人分离的心理成本，还降低了生活成本。即使名义工资不变或下降一部分，实际福利水平仍高于跨省迁移。 2008年以前，一些东部省份就开始推行“腾笼换鸟”政策，提高土地租金、选择性供应土地、调整政府收费标准、提高环境门槛等手段，把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挤出”本地区，为引进高附加值产业腾出空间1，后者会吸纳更多技术劳动者，却排斥非技术劳动者。那么，仅靠工资差距能吸引这些低技术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进一步开发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吗？对厂商来说，转移到中西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降低成本呢？ 根据农村迁移劳动者的地区收入差距，估计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带来的潜在收益，从而评估产业在地区间转移的可行性。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 dgp多态性群体迁移者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这次调查实际完成样本约1 698.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31%。问卷询问了迁移者的出发地、户口性质和收入，使我们可以准确识别迁移者的类型，如乡城迁移者，城城迁移者。问卷中的迁移者出发地信息，能识别迁移者来自哪里，将他们调整回出发地，可以区分跨省迁移者、跨县迁移者和县内迁移者。 虽然数据结构为观测性截面数据，就比较不同迁移群体的迁移收益这个目的来说，这个微观数据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样本巨大且覆盖全国，尤其重要的是，这是唯一询问了劳动者收入信息的人口抽样调查，收入信息能支持本文计算迁移收益。由于区域经济差异显著，出发地与目的地省份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分省讨论迁移特征才能准确把握这种差异。大样本数据可支持分省考察，即使在省一级，各类迁移者的观测值最少也有上千人，避免了小样本问题。数据的大样本特征也是满足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的适用条件之一（Sekhon,2008）。数据产生过程（DGP）的一致性具有如下优点：无论是跨省迁移者还是省内迁移者，他们都在同一时间填写同一个问卷，有同样的来源和定义，解决了两个群体间的可比性问题（Cameron and Trivedi,2005）。 本文将乡城迁移者样本挑出，专门研究这个群体。尽管乡城迁移者样本超过70万，一旦分布到各省后，需要区分为跨省迁移者、（省内）跨县迁移者和县内迁移者，部分人口较少省份还是会遭遇小样本问题，如西藏自治区。北京、上海和天津这三个直辖市，农业人口已经很少，乡城迁移者的数量更少，“省内迁移”的含义不同于其他省份。本文在计算迁移收益时，排除了这三个直辖市和西藏自治区。青海、宁夏、海南等省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