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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大序》成书说质疑 《诗的秩序》的作者自古以来就是《诗》史上的第一个公共福利。(P12-23)汉儒以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隋唐以降则有“子夏所创,毛公、卫宏润益说”、“卫宏作序说”、“诗人自作序说”、“《大序》孔子作《小序》国史作说”、“村野妄人作说”等多种观点。20世纪疑古派兴起,“子夏说”几乎被彻底否定,更多的学者认为《诗序》出自汉儒之手。20世纪在高等院校通行的文学批评史教材,如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复旦大学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少康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等,都把《诗大序》认作是汉代之作而加以论述。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上博楚简《孔子诗论》的出现,《诗序》作者问题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认为,《孔子诗论》当是“卜子诗论”,这为子夏作序提供了佐证,可以确认子夏即是《诗序》作者。也有学者认为,《孔子诗论》就是《古诗序》。(P498) 笔者不同意“汉儒作序说”,也不赞同《孔子诗论》与子夏作序有何联系,但认为郑玄“《大序》子夏作”说,绝非凭空编造。我们不应该把古人想得过于卑劣,似乎个个都成了造假大王,而应该考虑到其说的合理性。即便是错误的结论,大多也是他们的研究结果,并非有意造假。本文不想重复前人旧说,只提供几条新证据,以望推动此一研究的深入。 20世纪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诗序》出自汉儒,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断是:《诗序》是《毛诗》学者杂采先秦古籍如《左传》、《国语》、《乐记》、《孟子》等遗文,附会旧说,拼凑而成。但我们现在有证据可以证明,《毛诗》的编撰者,并没有见到《左传》与《乐记》。《礼记·乐记》载孔子与宾牟贾对话说: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 这段话历来被认作是研究《大武》乐曲最主要的资料。因为它描写了《武》舞表演的基本形态与基本内容。但我们所注意的并不是《武》舞自身,而是《乐记》时的《诗经》传本。这里提到了《武》舞有“六成”的问题,而且指出了每一成不同的内容表现。郑玄注说“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与诗相配,六成就是有六篇。而曲名为《武》,《武》应当是歌辞的第一章。《周颂·武·序》说:“《武》,奏《大武》也。”参照《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的一段话: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疑有误,当是首章)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 “其三”见于《赉》,“其六”见于《桓》。其余三篇,各家则有不同意见。《乐记》既然能如此清楚地说出《大武》六成的内容,《左传》又明确地指出了其中二篇的排序,显然当时的《诗经》传本,《大武》乐章六篇是排在一起的。而今本《毛诗》,则《武》篇排在《臣工之什》之末,《桓》在《赉》前,排在《闵予小子之什》的倒数第二三篇,杂乱无序,远不如《左传》所言。如果《毛诗》编撰者见过《左传》、《乐记》,他们便可依据《左传》、《乐记》编写《诗序》,何不依据《左传》、《乐记》,将《大武》乐章排在一起,使其井然有序?何必使其混乱之态继续存在呢?显然这是讲不通的。 再则,《毛诗》编撰者也未必见过《孟子》。《孟子·滕文公上》说:“《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认为诗所言的是周公的行事。在《滕文公下》亦云:“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这两句诗见于今本《毛诗·鲁颂·■宫》篇,所言则是鲁僖公的行事。故朱子《孟子集注》说:“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P40)但断章取义,不当两处同说,更不应背离历史。如果说孟子缺乏历史知识,张冠李戴,似乎也难令人相信。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四“王曰叔父”一条曰: 《宫篇》:“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愚按:上文从姜生后稷以至大王、文、武,叙次皆有条理,而未及周公一字也。此乃骤接“王曰叔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