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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形象的隐痛 美丽已经成为文学的形象。从原始民谣到最新时期，不同时期的环境都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红颜薄命似乎是历史的法则,也是千古唏嘘叹息的主题。具有历史和文学双重意义的王昭君,更是历史长河中撩拨骚人心弦的特殊意象。然而,在历史长河不同的社会大背景下,文人墨客出于不同的心态,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这位无法确知何等美丽的偶像,从而寄寓了文人的千古愁思。小说家的演绎或说明金钱的力量32,或讲述凄美的爱情故事1。诗人或叹其不幸:毛延寿之奸佞、王昭君之弃置、匈奴求亲、元帝之失落便成为昭君诗的基本格调;或赞其功勋:汉匈和亲、昭君请行、友好往来、亲如一家又成为昭君诗的另一种格调。王安石《明妃曲》借历史的错位谈人生得失,使其前的昭君诗失色许多。然而,依然纠缠于个人的境遇,还只是士流咏叹。欧阳修诗中“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敌”的议论,启迪了昭君诗向历史的纵深开掘。虽三百年中继作无多,然元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昭君诗,是千年昭君怨的连续咏叹,又从更新的角度审视,将昭君作为特殊坐标进行苍凉的历史比照,解读出历史讽刺下的现实创痛,蕴涵着诗人尴尬而复杂的文化心理。 一、 元淮诗的正人正人 昭君不遇,固然是历代诗人咏叹才华不得施展的明确象征,元代诗人并没有排斥这程式化的唏嘘。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诗人却更多地借助于文学意象展开历史的思索。北宋王安石的《明妃曲》之所以引起了欧阳修曾巩等人的和作,就在于诗歌不仅仅叹出了王昭君的个人遭遇,更悲叹了“士”在千年历史中的无奈命运。而欧阳修的和作,不惟开宋诗议论化散文化之先河,而且将美女的遭际与朝政联系起来,说明人才的处境遭遇和朝代的兴亡、君王的命运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使前代昭君诗的幽怨抒发转化为历史纵深的检讨。 我们略微检索一下前代的昭君诗可知,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论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唐代诗人的诸多佳作,基本未能摆脱这一窠臼。欧阳修的“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敌”的责问,既是对历史的发问,又是对现实的忧虑。同时,对昭君诗的主题,可说是划时代的开掘。如果说继欧阳修以后的诗人责问历史的过失尚有对朝廷期待之意的话,元代诗人却只有无奈的叹息。镇压元初抗元斗争立下战功的诗人元淮,在诗歌中已经隐约、含蓄地表达出作者深沉的思索: 昭君出塞(其二) 西风吹散旧时香,收起宫妆换北妆。 绒帽貂裘同锦绮,翠眉蝉鬓怯风霜。 草白云黄金勒短,旧愁新恨玉鞭长。 一天怨在琵琶上,试倩征鸿问汉皇。 在这首诗歌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王昭君的怨恨,因为汉元帝没有召见王昭君。于是,远嫁匈奴,迎风北上,感受的是风霜,领略的是荒凉。内心深处,是难以言表的幽怨凄怆。琵琶传语只是一种附会,我们不必深究其准确性。但王昭君的感受,却给了后人许多想像的空间。元淮没有太多的解释,只说王昭君有怨恨,似乎依然是古老的主题。但不论怎样夸大王昭君的影响,她终究只是一位普通的宫女。居然敢于问汉皇,就不是小鸟依人的娇柔,而是刨根究底的责问了。其意何在?《西京杂记》只是说画工毛延寿没有得到王昭君的贿赂,而将其容貌画丑了。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这里说明了三个问题:金钱具有无穷的力量、小人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出现并以简单而卑劣的手法坏了大事、统治者按图索人不得其法,实际上也就是大权旁落。欧阳修的责问,元淮的设想,正是就此着眼。临别之际的王昭君“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王安石《明妃曲》),若是淡扫娥眉春光满面之时,君王岂不彻底醉倒?而近在咫尺的宫廷佳丽,汉皇未能入眼,其内政、国防、外交的举措可想而知。作为君王,其识人、任人的能力是何等低下!从一个美女的角度,哀叹命运,怨恨君王,是元以前昭君诗的基本格调。王安石的感叹,是知识分子遇与不遇的古老主题;欧阳修的议论开阖,是对昭君诗的另辟蹊径,将人才、美女和政治结合起来,体现了主题的严肃性和纵深性。元初诗人已经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保持了昭君诗主题的延续性,又写出了历史之深度,这才是元代昭君诗的根本价值。在元淮的诗歌中,它得到了初步的展现。早在刘因的《明妃曲》中,已经发出了类似的幽叹:“悔不别君未识时,免使君心怜玉质。”美人不遇与士之不遇,自屈原之后就成了捆绑在一起的话题,王昭君的故事之所以能打动诗人的心弦,也正说明了士之不遇是历史的普遍现象。而士之处境,又直接关乎朝政得失国家兴亡。只有在失去或危亡之际,才能清晰感觉美人难再得、贤才不易觅的苦痛。昭君诗所折射的正是历史演变的一般法则。美人远嫁,君王心酸;士流遭厄,国家危亡。元代诗人将王昭君与人才比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历史的法则。而在家天下的时代,关键的因素在于君王的昏聩与贤明。汉元帝称不上贤明,金政权的历代君主、宋政权的不肖子孙也不具备举贤授能的气度,于是有元蒙一统天下的现实。所以,王昭君的不遇汉元帝,成为贤才失意的参照坐标。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