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乐与修身古代文人心中的琴.docxVIP

琴乐与修身古代文人心中的琴 在某种程度上，钢琴（即七弦琴，又称古典音乐）的艺术是中国古代作家的艺术。历代文人墨客的政治生涯与文化生涯,总是伴随着琴;琴,成为一个人有涵养体现的“琴、棋、书、画”的首要组成部分,成为不可缺少的精神依托。《礼记·曲礼》称:“士无故不彻琴瑟”。杜佑《通典·乐序》也说:“士无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畅其志”。也有“视琴瑟如寻常日用之具”之说。古代文人以为:“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居士谈古,若无古琴,新者亦须壁悬一床,无论能操纵不能操,亦当有琴”。(明·屠隆)。可见,琴为“士”之必备品,哪怕是只作为“装点”。 琴,对于古代文人说来,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琴可以“御于邪、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琴操)“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琴、禁也,禁之于邪,以正人心”;“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大声不震而流漫,细声不湮无而不闻”。琴不但“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可以“吟咏以肆志”,“寄言以广意”;“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而且“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可以感格幽冥,充被万物,况于人乎” 中国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历来强调音乐之社会功能,对琴亦如此。古人以为:“琴为庙廊之乐,声之感人者深。观乐可以知其政治之盛衰,闻声而知其高山流水之情志”;还可“形象天地,气包阴阳,神思幽深,声韵清越,雅而能畅,乐而不淫,扶正国风,翼赞五化。善听者,知吉凶休咎,国家存亡。善鼓者,变动阴阳,聚散鬼神”;“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鬼神,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风坐,可以格鬼神”。因此,往古以来,琴,最为文人所看重:“夫琴之为器,高至于玉霄之上,远至于金仙之国”,“众器之中,琴德最优”。 正由于琴在古代文人心中如此神圣,故而亦将琴的创制推向久远的神农、伏羲、尧、舜,以附尚古之风。傅玄《琴赋》说:“神农氏造琴所以协和天下人性;”《琴操》称:“伏羲作琴”。《太平御览》引《通礼篡》曰:“尧使无勾作琴五弦。”这远古传说中的圣人创琴之说,固不足为凭,但可显示出古代文人对琴之重视的思想倾向。至于琴本身的结构,也有附会道德伦理之说:“琴身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上曰池,池者水也,言其平也。下曰滨,滨者宾也,言其服也。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宫也,象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宾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三弦,合君臣思也:官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既然琴在形制上要符合封建社会的君臣、上下关系,那么,演奏上则就要“先除其浮暴粗厉之气,得其和平淡静之性”且需“焚香静室”,还要“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知古人之象表”,鼓琴时“心不外驰,气血和平”,只有如此,才能“方与神合,灵与道合”。出于这种要求,对环境也有所要求:“凡鼓琴,必择净室高堂,或升层楼之上,或于林石之间,或登山巅,或游水湄,或观宇中;值二气高明之时,清风明月三夜”,.至于听琴者,须是知音,“如不遇知音,宁对清风明月、苍松怪石,巅猿老鹤而鼓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琴对人“渐化其恶陋,开其愚蒙,发其智睿”之功效。 中国古代文人对琴的审美有极高的要求,其审美理想可以明代琴家徐上瀛的《鸡山琴况》为集大成者,其中“和、静、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迷”二十四况之审美情趣,虽说非常强调“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之性情”这体现儒家礼教“和”之观念,但这“二十四况”所包涵着更多的审美意念,体现出琴审美的多方位之深层内涵;由此,亦更多地使人领略到由于文人的重视,无论是琴的演奏或是审美,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春秋战国之际、尽管琴还在经历着形制的变化阶段,但琴的艺术却已有相当的发展,除了出现人们熟知的琴家佰牙,亦有许多著名的宫廷乐师善琴,如师旷、师曹、师涓等,就连百姓生活中,在一些地方也是“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可以这样认为:琴的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是琴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只是可能因为琴形制的未定型,导致琴理论的尚不完善。 自汉至南北朝,琴逐渐完成了其形制的定型,且已成为文人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就连嵇康临刑前,还要索琴来弹一曲《广陵散》,以述已志。这时已有许多琴曲和若于琴的论著,如《琴清英》、《琴操》等,更有许多发自内心对琴的赞叹:“考之诗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协之钟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丹弦既张,八音既平,苟斯乐之可贵,宜箫琴之是听。于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乱节而忘形、哀人寒耳以惆怅,辕马蹀足以悲鸣”。(琴赋)晋时的嵇康也赞曰:“懿吾稚器,载模灵山,体具德贞,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温乎其仁、玉润外鲜。昔在黄农,神物以臻,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