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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的不佳处在元杂剧中的政治认同 汉赋、唐诗、宋词和元曲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亮点。“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98然而,元杂剧成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是不自知的。“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98这些剧作家们无论有意无意,无论动机目的何在,他们都脱离了历代传承的文人传统,偏离向另外的轨道。 一、 “由吏入官,以吏”为唯一机会 元代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年代。从元朝统一全国的战争开始,整个儒士阶层受到了相当严酷的打击,宋金亡国之际,他们目睹了“人相食”、“莩死风雪”(元·王恽《秋涧集·卫州胙城县灵虚观碑》)的悲惨景象,亲历了遭俘、沦为奴隶的苦况。如元军进攻淮、蜀时,仅景定二年(1261)四月,一次便在奴隶中清点出儒士数千人。如果说这些苦难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忘,儒生们仍怀着极大的耐心期待大一统的元朝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切实的改善;那么,元朝八十年的不开科举,几乎超出所有文人的容忍限度,这残酷打碎了他们的幻想和期待,断绝了他们早已设定好的人生轨迹,将他们抛至社会的最底层。 谢枋得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100郑思肖云: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101虽然谢、郑作为宋朝遗民,胸怀亡国之痛,坚守民族气节,所发之议论有过激之处,但儒士社会地位较前朝的降低,乃至大大降低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境遇,儒士仍然拥有仕进的机会。只是这些机会往往层次太低,远不符合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广大文人的初衷——修己安仁,博施济众,内圣外王。在元朝,这样的政治理想即使与水中月、镜中花无异,大多数文人仍然无法将其轻易抛弃。 于是,原先都拥在科举大路上的儒士们开始分道扬镳,各寻出路了。有门路或者曾经建立声望的文人,依靠汲引、推荐,仍可以步入仕途,与新的统治者合作。但“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皆以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而另一些不情愿地俯就了、折了节的儒生,低声下气去做“吏”。这里所说的“吏”是指吏胥,是唯命是从的仆役。不甘寂寞或不愿“堕落”的那一部分人饥不择食地走上了吏途,抱着对未来隐约的渴盼,努力改善现时的生活——“由吏入官”成为汉族儒生实现理想的唯一机会。他们抛弃了“白衣卿相”的自尊,进入元朝黑暗的官场边缘,却与治国安邦的理想渐行渐远;他们不再有著书立说的兴致和精力,也没有人为他们在史书上立传;他们中更有一部分在为吏之余,选择了杂剧创作为第二职业。而关于这些入吏儒生最多的记载也多在元杂剧作品中。他们常以令人嫌恶的形象出现,“下吏”、“浊吏”比比皆是。元朝“法令杂乱,家自为政,实极无法之弊”,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或许只是理想中的幻境。即便杂剧中出现清廉公正、体恤下民的“儒吏”形象,也许只是剧作家为“沉郁下僚”的儒生的辩护,及对自身所处阶层的悲悯。更有一部分人,因为由宋、金时代的“宠儿”变为元朝社会的“弃儿”,脆弱的神经无法承受巨大的落差,于是,在时代将他们抛弃的同时,也顺势跳下了“深渊”——毫不含糊地沦入社会下层,融入市井社会,与医卜星象、倡优女子为伍而自得其乐。而“剧作家”,这个体现着模糊文人特质的称谓,正“授予”了这些堕入世俗社会的儒生群体。 二、 “儒士浪子”—杂剧:元代文人的心理修复机制 在元朝,杂剧作家并不同于今人概念里的专业作家甚或艺术大师。钟嗣成《录鬼簿》中记录的100多位曲家,将近半数未标明社会身份或所司何业。有的可能是钟嗣成“未知其详”,但更大可能是这些人既未出仕,亦无他业。《录鬼簿》中标明官职或职业者,除前期散曲家中有少数高官外,大多是医卜、商业者、下吏及少数艺人。《录鬼簿续编》中亦然。可见元代曲家,尤其是杂剧家绝大多数为不仕的文人和厮混于瓦舍勾栏为倡优编剧本的“书会才人”。 “儒人今世不如人”,所以毫无顾忌地混迹市井,理所当然地与倡优为伍,写杂剧尽情取悦下层百姓,而“躬践排场,面敷粉墨”更不在话下。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这样说: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嚥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