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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24次中国计算机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看政府的信息传播 2009年7月16日，《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发布。根据报告，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中国互联网规模和宽络分析规模在世界上是第一。 网络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 有着很强的互动性和多元性, 网络受众以传播者和受传者的双重身份出现, 可以自由地选择信息和表达观点, 网络上信息传播的数量和速度是传统媒体所不能比拟的, 这使得网络信息的传播很难被控制。近两年越来越多的事件都是先通过网友的揭秘、曝光, 随后引发网上的热议, 进而才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 像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事件、杭州“欺实码胡斌替身”事件等, 更有甚者, 网上的一个帖子或一篇博客就可能造成政府的传言危机, 给群众的社会生活和政府的公信力都造成了无法预计的影响。 2009年7月17日, 河南开封杞县流传“钴60”即将爆炸的谣言, 许多群众逃离家乡, 前往附近县市“避难”, 这个现代版“杞人忧天”的故事, 便是由7月10日左右, 天涯论坛出现的一则题目为《开封杞县核泄漏%原子弹的替身杞人忧天!真忧天!》的帖子引发的。 7月18日, 开封警方抓获杞县“钴60”事件5名造谣者, 其中一名曾经转帖虚假消息的网友被拘留。开封官方媒体提出“谣言误民害民”, 很多当地市民也都对谣言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同时,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 谣言的出现, 与有关部门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有关。网友“晴天乖娃娃”17日晚9时44分在天涯跟帖提出质疑, 他说自己刚刚从杞县逃到郑州, “谣言……为什么有谣言?就是因为你不说。你不说, 其他人就说;其他人说, 就会乱说。他们没亲眼看到, 只能这样传。” 在这起事件中, 从6月7日卡源故障发生开始到7月17日民众集体出逃这一个月期间, 政府应该有能力掌握主动权和控制权, 防止危机的产生和蔓延的。然而, 开封政府在7月12日才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件的情况。政府信息不透明和不及时公开, 是谣言产生、存在和广泛传播的土壤和条件。 在过去对突发事件进行处理时由于传统思维影响, 政府总是遮遮掩掩, 不开放、不充分, 也不及时, 担心发布消息会在群众中引起恐慌, 主观地认为信息的封锁会给社会带来稳定, 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形象, 却没有意识和预料到, 在信息传播极为迅速、传播渠道日益多样的今天, 这样的公共治理不仅无益, 反而给危机的扩散提供了空间, 群众从政府的权威渠道得不到信息, 必然转而听信谣言。 美国学者奥尔伯特和波斯特曼曾提出一个关于流言传播的基本假设:R≈I×a/c。其中, R指流言 (Rumor) 的泛滥程度, 指传闻对传谣者的重要程度 (Importance) , a指传闻的模棱度 (ambiguity) , c指公众对传闻的判断能力 (critical ability) , 即:公众越认为重要的信息, 越感到模棱不清的信息, 传播得越快越广;而公众的判断能力越强, 则传闻的传播量越少。如果信息不能公开, 各种传闻即会日渐暧昧和模糊 (a) , 因此, 信息不公开的政策对于流言泛滥的推动力是极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应急处理方式中, 依靠过去的“封”、“堵”、“截”和被动延迟发布消息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了, 政府对相关信息的及时公布, 不仅是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 更是避免恐慌和挽回公信力的最佳方式。 及时发布有效信息,消除“判断”危机的负面影响 英国公关专家提出了危机传播管理的三“T”原则, 即“以我为主提供信息”、“尽快提供信息”、“提供全部信息”。危机发生后政府要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澄清立场, 迅速成立危机处理中心, 积极开展危机公关, 更多地采用“议题设置”等手段, 对社会的认知、态度和行动进行全面的引导, 使舆论朝着有利于将危机转变为转机的方向发展。 在2008年“3·14”事件中, 我国政府因为信息发出的时间滞后、声音稀少, 导致世界舆论阵地前期失守, 错失了话语权, 给事件制造者和国外反华势力造就了发出声音的机会, 导致西方主流媒体不顾事实真相联手展开了“反华大合唱”, 使我们的媒介形象乃至国家形象被“妖魔化”。尽管“3·14”事件背后有复杂的意识形态原因, 但政府和媒体信息的滞后与被动, 也的确是造成负面影响不可忽略的因素。 面对危机事件政府必须快速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沟通, 获得主动的信息传播, 将有关情况告知公众, 引导公众, 从而迅速控制事态, 使其不再发展蔓延。在发布信息时我们要注意以下两点: 适时地公开信息。在危机事件处理时“第一时间”固然重要, 但是也要考虑到事情的真伪, 危机是否跟自己有关, 危机是偶然发生还是组织的错误行为所导致的等各方面因素。网络本身的特征使得信息来源多渠道化、碎片化。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