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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教育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当时，“重新环境”和“缓解农村”的声音正在积聚。探究农村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 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是由于农民智识能力的薄弱, 而农民智识能力的薄弱, 又是由于农村教育的缺乏, 因此农村教育问题成了中国当时很迫切的一个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 政府、民间社会团体均给予了关注, 纷纷提出各种主张、见解, 并进行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对这场乡村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教育运动, 从国家、社会团体与民众互动这一视角来考察①1, 以往学界关注不多, 本文即拟在此方面做些尝试。 一、 教育发展政策 我国以农立国, 农村就是国家的基础, 农民即是国家的主人翁。在20世纪30年代, 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国内买办阶级、封建势力和高利贷者, 互相实行高度的榨取政策, 结果使得农村经济日益走向崩溃的边缘。鉴于农村的这种没落, 国本的动摇, 上自政府, 下至人民, 都竭力从事复兴农村的运动。而救济农村的途径很多, 发展农村教育, 增进农民知识, 进而促进农业改进, 被认为是一条重要的出路。国民政府自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 在政策的制定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如1928年5月25日, 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修改通过了《教育经费独立保障办法》的议案。1930年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时, 政府对于教育经费独立的原则, 确定为:“应采用特别会计制度, 其地方税收指定用作教育经费者, 一经确定, 不能移作他用。中央税收指定用作教育经费者, 一经确定, 亦不能移作他用。”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 也规定:“中央及地方应宽筹教育上必需之经费, 其依法独立之经费并予以保障。”教育事业要想发展, 有经费保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国民政府对教育经费独立原则提出保障规定, 从政策上对教育发展给予了一定的扶持。 推广民众教育及识字运动也是国民政府推行乡村教育运动的重要一环, 为此, 1929年2月13日教育部制定了《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 以第500号部令公布, 并分咨各省市查照办理。此后, 各省市县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纷纷组织成立, 宣传也多定期举行。教育部对于识字运动, 不但注意宣传, 并切实注意督促文盲识字, 1930年根据《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决议, 并参照本部的意见, 制订了《实施成年补习教育计划》, 该计划虽以成年补习为名, 实为促进识字的一个具体方案。 针对乡村教育, 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励行农村义务教育及补习教育”, 与“利用地方公款, 兴办各种农民补习学校”的决议案。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 设立发展乡村教育的一些组织在各省的行政工作中渐次开展起来。如在河南, “省教育厅通令各县一律筹设农民教育馆, 馆内一切设施, 俱以适应农民需要为原则。如地方经费宽裕, 所属乡村亦可举办。又通令各县, 凡各机关各学校及百户以上之乡村, 均须分别筹设民众学校, 以资普及而重教育”。在实际活动中, 国民政府还通过没收庙产兴学, 征收教育附加, 发展乡村教育。如1928年1月, 河南省政府颁发庙产兴学通令, 7月复决定每丁银一两附加教育费二角至八角的办法 (1930年冬统一附税定为六角) , “地方教育经费, 因之得有巨量之增加”。山东省政府为发展教育, 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全省教育经费, 1920年至1922年每年为929069元, 1923年至1925年每年为1178569元, 1926年为1305102元, 1927年未办预算, 实支约145万元, 1928年实支约160万元, 1929年为2215535元, 1930年新预算数为2647540元。其年年递增的趋势显而易见, 这无疑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 国民政府注意建立乡村教育经费收支制度, 打击土豪劣绅侵占教育经费的行为, 以保护乡村教育的顺利开展。如河南省教育厅“查各县地方教育每多注重城市, 忽视乡村, 似此畸形发展, 殊背教育应求普及之原则。纠正斯弊, 必先将县乡教育经费划分, 庶几城乡教育得以平均发展。拟定于民国二十年三月以前, 将此项划分办法参照地方情形妥办厘定, 通饬遵行”。针对各县学田多被地方劣绅包佃、教育经费被其侵蚀、佃农利益也多受损失的情况, 省教育厅“通令各县县长督饬教育局切实查禁。如学田有包佃情事, 立将学田收回, 租与佃农耕种。劣绅若违抗, 即从严惩办”。对于乡村私塾, 国民政府采取取缔和改良措施, 以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扫除障碍。如1934年3月, 河北省固安县政府“以学校不甚发达, 受私塾影响者殊多”, 而“迫令各私塾停止开办”。河南省沈邱县在制定的整顿教育计划及应行改进要点中, 规定:“办理塾师登记, 其年学相当者, 予以相当训练, 使为乡校教师;其年学相差者, 使充农民识字所农人补习班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