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学府孔颜乐处的内圣意境.docxVIP

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学府孔颜乐处的内圣意境 “孔燕乐场”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范仲淹首先在宋儒中介绍了孔燕乐的地方。周敦颐让学生二程“去孔燕乐的地方”，这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之后,宋明理学家都将“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作为其道德的追求,并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发展和深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本文拟对“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所求何道及其超越功名“富贵非我望”的内圣境界问题做一分析。 一、 “忧患意识”与“乐” 颜回字子渊,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岁,在孔门“四科”中,被列在“德行”科的首位,唐贞观二年诏称“先师”,开元二十七年追封“兖公”,宋大中祥符二年改封“兖国公”,元至顺元年封“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称“复圣”。他一生注重修养,仁爱诚信,虚心好学,德行出众。“孔颜乐处”的基本内容在《论语》中有较多的反映。孔子在51岁出仕前,一直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孔子畏于匡、颜回居陋巷却能在贫困中保持身心内外的快乐。 儒家将忧分为两类:一为外感的,因困难挫折而遭致的忧,亦即物欲或难满足之忧;一为内发的,欲实现理想而生起的忧,亦即善性力图扩张之忧。儒家的内忧有人称为自寻烦恼,“这类内忧,觉之则有,迷之则无,是良心善性之见于感情者,也是为学修身之结果,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情感所在”。“前者是物质的忧,起于欲,后者是精神的忧,生于性;前者是外感的忧,非我所致,后者是内发的忧,乃我所求。……外感的忧叫做‘患’,应该不动乎心,内发的忧才是‘忧’,必须念兹在兹,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者是也。这就是儒家的忧论”637。忧患意识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易传·系辞下》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诗经》里“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孔子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到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的忧乐观影响了历代志士仁人,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 儒家将乐分为感性的乐和理性的乐,感性的乐近于欲,理性的乐偏于性。儒家所津津乐道的是理性的快乐。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论语·季氏》)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快乐,以称赞别人的好处为快乐,以结交有益的朋友为快乐。孟子对“乐”的追求是:“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具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以家庭成员健存,个人内省不疚和教育天下英俊贤才为快乐,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孟所追求的“乐”是精神人格的自我体验。 应该说,颜渊在困境中不改其乐的原因来自他对德的追求,对仁的实践。孔子曾说:“仁者不忧。”(《论语·子罕》)仁者之所以无忧,是因为他把握了生命的价值,所以当仲弓问“仁”时得到的答案是:“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颜渊之乐是仁之乐,这种乐承载着先秦儒家对以圣人为目标的人生理想的追求。“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礼记·乐记》“这种即忧即乐、化忧为乐的体悟,这种高扬理性之乐的原则,便是宋儒所孜孜以求的‘孔颜乐处’”640。范仲淹在中进士的前一年所作的《睢阳学舍书怀》中提到“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在箪食瓢饮的环境中仍有一种自足的“道义之乐”,表达了他追求内圣外王的情怀。儒家常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君子固穷”,“穷”是他们生存的常态。如何在穷的状态下保持乐的心怀这就是周敦颐的解释了:“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颜子第二十三章)人若见其大,则不仅可以忘却“小”,而且可以在内心得到充实、平静与快乐。 程颐曾提出:“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说明颜子所乐虽包括“道”,而又超越“道”。颜回之乐并不是指贫贱能带来“乐”,而是一种“安贫乐道之乐”,平常人眼里看着是忧的,在颜回那里就成了贫,“这集中地反映了‘志于道’的理性要求和‘乐于道’的心灵体验的结合”404。《论语·先进》篇记载,孔子问其弟子们的志向,子路愿意治理千乘之国,冉有愿意理财使国家富足,公西华愿意相礼。只有曾点的愿望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这正是孔子所赞赏的。曾点的回答和其他三人完全不同,他追求的是逍遥之乐,是人生达到“天人合一”之后的自我体验和自我快乐。后来程颢“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很明显,他领悟到“孔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