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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与中国传统有机论的科学发展 2013年3月初，李平就中国传统的“阴阳”思维方式发表了热烈讨论和辩论。平日在这个网站上交换学术讯息的学者虽然来自社会科学各个不同领域,可是,参与这场论辩的学者,大多为国内外资深的杰出管理学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管理科学虽然是源自西方的一门学问,但中国文化传统却有极其丰富的资源,可供管理学者应用。大家所讨论的问题,则涉及建立中国“自主社会科学传统”的根本问题。 挑起这场辩论的李平任教于丹麦哥本哈根企管学院,主授“中国企业研究”;多年来,他发表了许多篇论文,极力主张: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阴/阳”思维是管理科学中的瑰宝,不仅可用于中国式管理之中,而且值得向国际学术界推广。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吕力也认为:“阴阳不仅是一种认知模式,还是一种行动模式。认知模式代表了世界观,而行动模式代表了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起来就是一整套中国管理哲学”。“这一套中国管理哲学并非只适用于中国,它是普适的。正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全球伦理“金规则”来自于孔子,而适用于全人类一样”。 可是,他们的主张却引起了不少质疑:“阴/阳”思维可以成为管理科学研究的题材吗?我们该如何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像“物极必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阴/阳”思维呢?譬如,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章凯便表示:他不同意“用阴阳模型和中庸观念替代具体的理论开发,管理理论发展需要有自己的概念,而不是阴阳,也不是中庸”。 我在台湾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30余年,目前担任亚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会会长,在大家论辩过程中,我密切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认为这场论辩的内容很可能有助于促成李平所提的“中华文艺复兴运动”,因此自告奋勇,根据过去推动本土心理学运动的心得,撰写本文,就教于各位方家大德。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阴/阳思维”原本是中国文化中“前现代”的思维方式。倘若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对近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有相应的理解,能够以之作为基础,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的“微世界”,则“阴/阳思维”将变成一种“后现代的智慧”,有助于华人管理者解决他们在生活世界中所遭遇到的各项管理问题。 1 重新探讨非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 要了解说明这段论述,首先必须说明“科学微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不同。1999年,亚洲社会心理学会在台湾召开大会,邀请维也纳大学哲学系主任WALLNER作主题演讲。他致力于整合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哲学发展,曾经提出“建构实在论”(constructive realism)的科学哲学。我当时正在撰写《社会科学的理路》,已接近完稿阶段,听他演讲之后,很受启发,因此仔细研读他的著作,并在我正在撰写的书中,增加第十九章,介绍其哲学,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整合“科学微世界”的“新起点”。同时又针对发展本土心理学之所需,撰成《现代性的不连续性假设与建构实在论:论本土心理学的哲学基础》一文,仔细说明“生活世界”与“科学微世界”之间的不同,见表1。 在《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中,我又以表1为基础,说明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以及学术本土化的目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科学微世界的建构,是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才发生之事。对于在非西方文化中成长的学者而言,它完全是一种异质文明的产品。在西方近代文明发展史上,许多哲学家不断殚精竭虑,思考科学家如何建构他们的科学微世界,而形成所谓的“科学哲学”。然而,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大多是先注意到西方科学的产品,而立志学习“科学”;却很少人注意到西方科学跟自身文化的根本差异,更少人思考:西方科学家建构“科学微世界”的哲学基础。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家建构“科学微世界”的哲学基础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 1.1 防范意识的“渗透”与“质性节拍”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而言,关于如何建构“科学微世界”的科学哲学,基本上是一种异质文化的产品,和他们的文化传统之间有明显的不连续性。最早注意到这种不连续性的是VYGOTSKY,他察觉到:学生从自己的家庭学到源自其传统文化的一套语言工具和价值观,当时教师在学校中强调的却是科学的价值观,两者之间存有“质性跳跃”的不连续现象。他由此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会造成心智不仅是量的,而且是质的转变;不仅是内容,而且是形式及结构的转变。 VYGOTSKY及其学生的研究显示:在苏联革命之后,儿童日常生活的思考发生了很明显的知识“渗透”现象,科学的概念和自发性的常识概念有2种截然不同的来源:前者来自于政府和学校;后者来自于家庭环境。在老师与学生的沟通中,这些表征互相冲击并且互相转化:自发性的表征变得更为丰富和更为抽象。更清楚地说,科学并不可能消灭掉前科学的思想;相反地,不论是文化的或科学的表征,常识都是将其同化的必要媒介。 20世纪30年代,VYGOTSKY在苏联学校所研究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