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及认定.docxVIP

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及认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国家机关、金融机构、交通、教育、司法等部门依法履行其职责和服务职能，并以非法经营的形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给他人的，或者采取盗窃或其他方式非法获取上述信息。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在现行刑法第253条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53条之一,专门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立法之所以增设此罪,主要是基于弥补现行刑法规定不足的考虑。因为现行《刑法》中有关侵犯他人信息犯罪的规定只有第253条规定的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由于其犯罪对象仅限于邮件、电报,那么,对于侵犯邮件、电报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就无法通过此罪来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对于侵犯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刑法虽规定了诽谤罪,但是,根据刑法规定,要构成诽谤罪,要求行为人必须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所谓“捏造”事实,就是行为人“无中生有”,也就是行为人凭空杜撰、编造谎言,制造他人的虚假的事实。 而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实际上涉及的是特定个人的真实信息,对此行为以诽谤罪来定罪量刑是不恰当的。 近年来,一些国家机关和电信、金融等单位在履行公务或提供服务活动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行为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构成了严重威胁,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没有惩罚此种行为的相应条文和罪名,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严重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只能在民事或行政层面上加以解决,而对行为人的行为无法运用刑罚加以制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对此情况,应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才有可能预防和遏制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就此而言,笔者认为在刑法中适时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很有必要。 尽管《刑法修正案(七)》增设本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司法适用上,本罪中一些相关问题仍有必要加以界定,立法上,本罪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一、 刑法第236条规定的罪 本罪是《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新增设的一个罪名,立法没有规定本罪的罪名,最高司法机关目前也没有关于本罪罪名的相关司法解释,理论上对于如何界定和表述本罪的罪名存有不同的认识。人们均主张“二罪名说”,认为本条应定两个罪名,其理由主要是《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中的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规定的犯罪,无论是犯罪主体上还是客观行为方式上均有不同,因此,这两款规定的是不同的犯罪,因而在罪名上是不同的,应确定为两个罪名①。但具体表述又不尽一致,有的表述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有的表述为“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有的表述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窃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笔者认为,“二罪名说”值得商榷。因为,一是增加不必要的罪名,其结果必然是增加了数罪并罚的可能性,违背“有利被告原则”的要求。二是,从客观行为上看,无论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还是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其行为的本质特征都是“侵犯”①。 三是,“遵循立法先例”的原则。刑法第219条在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面规定了三种行为方式,即(1)“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2)“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3)“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应当说,从行为方式上看,前一种情形类似于本罪第一款所规定的情形(即“出售或者非法提供”),而后两种情形类似于本罪第二款所规定的情形(即“窃取或者其他方式”)。但司法解释只将刑法第219条确定为一个罪名,即侵犯商业秘密罪。基于以上考虑,笔者主张本罪的罪名应确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据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将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或者采取窃取或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笔者认为,在相关犯罪的立法中,使用“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与“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等表述,从立法技术上,可避免重复,符合立法简洁性的要求。但是,在我国刑法中,规定有“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与“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等情形比较多,而且在其罪名确定上存在一定的混乱。因此,笔者建议,立法者在具体立法时,应当慎重使用“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与“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等立法表述。如果立法者认为在前款规定的情形之外在客观行为上还有其他情形需要作出规定的,如果认为其能够被前款规定的犯罪所涵括的,应使用“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