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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一、 农民转变的原因 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组织与制度创新方面,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格局,以合作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且相互交融的格局已基本形成;集中度颇高效率却很低下的传统计划机制随着其组织载体——人民公社的解体,对农业生产经营和流通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市场机制在农村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则越来越明显,政府也正在着力进行利用经济参数调控市场的尝试。在经济增长方面,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有力地加速了农业增长,1978～1992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5.9%,增长速度最低的1984～1988年间也达到了4.1%,分别超过了对应时期人口的增长率(1.4%、1.6%)3.5个和2.5个百分点,这不但一举结束了多年来农产品总供给始终不足的历史,而且较为明显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也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1989～1992年,我国农业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农业年均增长达到了5.2%,其中粮食产量增长尤为明显,连创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却出现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农民收入下降或徘徊的情形。在这个阶段政府背着财政包袱抓粮食,却又因为抓了粮食而背上了更为沉重的财政包袱,陷入了粮食少了忧心忡忡,粮食多了也忧心忡忡的困境。农民则因增产不增收、政府未兑现其许诺的政策造成卖粮难和打白条等问题而感到不满。有关资料表明,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下降7.4%,以后收入增长基本陷于停滞和徘徊。1989年至1991年,扣除物价指数,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达0.7%。由于收入增长迟缓,以致各种提留、集资在许多地方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到基层政权的稳定。在农民因收入下降而产生的不满方面,中、西部地区较之东部更为普遍。有关资料表明,在1985～1990年间,东部9省市有3个省出现农民实际收入下降,占1/3,中、西部21个省区中有16个省区出现农民实际收入下降,占4/5。农民实际收入的徘徊,使原本逐渐缩小的城乡差距再度拉开,其中,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由1984年的1.7:1扩大到1992年的2.6:1,已超过1978年的2.4:1,城乡居民的消费比由1984年的2.3:1扩大到1992年的3.1:1,也已超过1978年的2.9:1。地区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大批农民从中西部往东部,从农村往城市流动。但因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基础建设滞后,大批民工的出现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如何持续稳定地提高农民收入并逐渐消除地区和城乡差距,成为9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问题。 二、 保护价经济政策说 一般来说,国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都不否认在农村发展中存在着上述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是对问题的判断不同,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的主要问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的超小规模经营,并把适度规模经营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规模经济的根源是要素的不可分割性,在农业生产中,除了动力机械外,几乎不存在不能分割的要素,而农业机械可大可小,并非一定要大型或超大型。在人多地少,劳动力便宜,资金昂贵的社会中,以稀缺的资本去替代价廉的劳动力的经济可行性更值得怀疑。事实上,从国内外的各种经验计量研究可以发现,在技术上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即使存在,其数量通常也小于10%。1978年以前的经验则表明以各种行政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生产规模扩大造成生产积极性挫伤,而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损失可以高达总要素生产率的20%。因此,以非市场非自愿的方式来达到农场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可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对策。另一种流行观点则认为农业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对农业支持不够。在提高农民收入上,他们主张对农产品,尤其是粮、棉、油实行保护价。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是农业天生是弱贫产业,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像美国、西欧、日本等,对农业都进行保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更应该保护农业。这种观点听似合理,在中国事实上做不到。即使真做到了,产生的后果可能比要解决的问题还严重。首先,发达国家的农民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美国只有2.2%;欧洲国家一般达不到10%,日本也只有11%。它们是以多数城里人来补贴少数农民,在财政上支撑得起。而在中国,农民占人口的73%。其次,保护价如果定得低于市场均衡价,实际上对农民是口惠而实不至,而且还可能成为收购部门压低收购价的一个依据;如果定得高于市场均衡价,必然会出现农产品过剩。在目前这种低价政策下,已在不少地方出现粮食相对过剩,仓储不足,导致压级压价,拒绝收购农民上交的粮食的情形。将来如果实行高价保护,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受害的仍将是农民。而且国外的经验资料还证明:保护价格定得高,生产成本也跟着水涨船高,农民从高保护价得到的好处很快就会被成本价格的上涨侵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