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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与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语言专家对“英汉文学比较与翻译”的定义一直受到语言学专家的质疑（徐军，2001:222）。本文拟从语言、文化、翻译、对比的性质、功能入手, 以科目名称和科目性质提供论证依据, 目的是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比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英汉翻译学学科的发展, 是以语言学理论、语言文化对比与英汉翻译理论研究的实践提供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为基础的, 对英汉翻译理论的研究、实践操作, 具有不可或缺的实用价值。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作为英汉翻译研究科学化的依据和依归是本文对“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科目理据研究的切入点。 1. 语篇分析和交际 就翻译理论研究而言, 传统翻译理论学家和语言学家之间有着太多的误解和分歧。在翻译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之间论点分歧也很大。例如, 英国的纽马克 (Newmark) 和贝尔 (Bell) 的观点就有很大的不同。纽马克认为: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是他对普通翻译理论最重要的贡献。语义翻译重在传达原文的语义内容, 交际翻译则注重读者的理解。纽马克注重于文本的广泛差异性。纽马克的交际翻译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各种翻译理论归纳总结的结果, 语义翻译则是得益于Nabokov的语义学理论。实际上, 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是相辅相成的, 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最终, 纽马克将其归纳为“翻译关联法” (杨士焯, 1998:48) 。 尽管确认语义翻译得益于Nabokov的语义学理论, 但纽马克对于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则有着独到的见解:“任何关于翻译过程中的所谓科学的调查研究, 无论是统计性的还是图表性的 (有些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热衷于图表和模型) , 无论是关于思维的、神经的还是关于大脑的, 都是远离实际缺少真实价值的。” (张美芳, 2002:24) 。 贝尔认为:语言是一种有规律的结构, 一种代码, 它由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 是用来表达语义概念的一种`工具’。同时, 语言又是一个完整的交际系统, 可以运用不同的代码形式来指称具体的和抽象的东西, 并可创造有交际价值的信号。因此, 翻译者必须在翻译的过程中, 或是放弃与语境息息相关的交际价值而保持形式上的等值, 或是放弃与语境无关的纯语义等值而保持交际功能等值, 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即在逐词译与意译之间做出选择。然而, 无论翻译者做出哪一种选择, 都无法使译文尽意。因此贝尔选择了以语篇分析模式来研究翻译问题的模式。同时还指出:译者若遇到貌似混乱的 (话语) 变数和无法准确地预测变数的翻译理论, 就否定了建立一种有效的普通翻译理论的可能性;强调了翻译活动的“主观性”和“艺术性”。如若全凭个人的经验和一些趣文轶事制定出“通用的翻译原则”, 并列出一连串翻译技巧和规则的话, 比如说:前者说后者的“所谓科学的调查研究是毫无价值的”, 而后者则认为前者的“通用的原则”都是凭借“趣文轶事”得来的“个人经验”等, 就有可能以此否定建立“有效的普通翻译理论的可能性” (张美芳, 2002:24) 。 从语言功能和交际的角度来看翻译理论, 通常人们重视的是翻译信息而不是翻译文字。信息重视言语行为 (即语内表现行为) , 目的在于使读者做出响应, 实现与语言接受者沟通。文本分析即原文理解包括原文旨意、风格、读者层、语体、场景等。针对翻译过程来说, 哈提姆 (Hatim) 和梅森 (Mason) 认为, “译者所操作的文字实际上是源语, 即说话者、作者、源语听众、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行为。译者要做的是把自己所理解的意思和价值观传递给目的语读者”。翻译就是“人类交流思想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 使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能通过翻译, 再使用源语进行思想交流”的交际活动 (张美芳, 2002:16) 。如果对这一活动本身作一个最基本的概括的话, 那就是说“对语言文字细节的把握, 就是通过翻译活动最终落实到对每一个词、句的文字处理上。” 2. 文化沟通和理论研究的构造是翻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翻译 然而, 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意思的理解, 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 相同的词语可以有不同的含义, 不同的词语可以有相同的含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确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背景文化的了解。有学者认为, “翻译的难与易、好与劣, 与其说与语言有关, 毋宁说主要与文化习惯有关” (张美芳, 2002:29) 。 文化学派翻译观认为, 翻译是不同国家和民族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的产物, 同时又起到推动互相的发展作用, 使一国或一个民族的文化为所有国家或民族所共享、借鉴, 从而促进世界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 而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交流, 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涵的意思借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