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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学视角下的躯体化 一、 体化问题的提出背景 素描化是指根据身体症状表达心理不适，并寻求医疗援助的倾向。此类患者就诊时往往以生动多变的躯体症状为临床主诉,但相应的医学检查又不能检测出躯体异常,因此无法归入具体的医学科室进行治疗。此类患者也因此往往被转介至精神科门诊或心理门诊,严重者可被定义为躯体形式障碍(其中包括躯体化障碍、疑病症等亚型),接受精神医学而非普通医学上的专业处理。 表面看来,躯体化是一个医学层面的具体问题,似乎与思维方式这一“泛泛而谈”的文化心理学主题并无内在关联。其实不然。就目前的医学水平而言,以躯体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身心疾病的特征与难点之一,就是“发病机制”的不清晰;或者说,按现有生物医学的诊断水平,难以确定其严格意义,即生理病理意义上的发病机制,找不到医学病灶的症状。于是,能否获得恰当的医学治疗就成为一个疑问。当下医学对躯体化的处理方式,是将之归入精神医学而非普通医学的范畴,意即此类临床症状并非生物医学问题,也就不应当是普通综合门诊大夫处理的范畴;求诊者若反复陈述其躯体感觉异常,但仍得不到医学检查的证实,反过来说明其可能存在一定的精神层面的障碍,因此应由精神科大夫按精神医学的诊断标准接诊。 但是,这种医学处理流程在实践上往往并不能得到求诊者的充分理解。尤其在中国,从一系列的医学报告和实证调查中,无论医生和调查者,都很容易发现求诊者本人“断定”自身患有躯体方面的病患,从而要求开方吃药,乃至住院治疗;如果医生仅依据其各项指标均为正常的诊断结果,简单建议其无须治疗,并提醒注意休息、加强锻炼等笼统化的建议,虽有一部分求诊者能够感觉如释重负,但也有许多求诊者不能接受这种“纯医学”的解释,因为他们坚信自身的异常躯体感觉,并为此深感苦恼,因医生不能查出病灶,求诊者反而可能将此理解为医生的不负责任,或者医术的不够高超之故,频繁换医就诊。当医生建议其转诊精神科时,许多求诊者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不解乃至不满之情,因为自己的“心理”或“精神”完全正常,只是身体的某些方面不舒服,结果大夫竟然认为自己需要接受心理治疗!这就容易在接诊过程中造成医患双方的隔阂,恶化医患关系和诊疗环境。这也是躯体化问题日益引发关注的一个实际背景。 另外,已有许多文献发现,无论是在普通门诊还是精神科门诊中,中国患者的躯体化报告率要远高于西方患者,许多中国患者在前往精神科门诊求助时,都以躯体症状而不是精神和心理不适为重要主诉。为什么中国患者会如此偏爱以躯体化的方式表达自身的异常感觉?为什么许多“患者”在得知普通医学对此无能为力,因此自己需要接受心理治疗时会显露出愤慨之情?为什么患者并不愿意接受“科学的”、“医学的”解释,反而更倾向依照自身的感觉来寻求医学帮助?如果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出现,而是持续性地出现在某一社会群体中,就为我们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探查其社会文化根源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契机。躯体化问题正是如此。 本文认为,广义的医学问题并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病理层面的治疗问题,而是包含着民族的思维方式、身体观、疾病观、求诊习惯和医患沟通模式等多层面、多维度的复杂问题。在实际治疗的过程中,像思维方式、身体观、疾病观这些潜在的文化心理变量,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现,在不同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求诊习惯和表达方式,进而塑造出一个民族固有的求医、诊断和沟通模式。尤其是作为并未接受过严格医学教育的普通人群,其医学常识和疾病观念,混杂着诸多民俗经验成分,未必就能与接受过严格的医学教育、遵循标准化医学诊断程序的医生完成沟通上的无缝链接。因此,许多表面上的医学争议,其实并不是纯粹医学的争议,而是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的争议。尤其对于中国这一转型社会而言,传统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与医学理念,未必就能与以生物医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医学话语体系兼容。当下医学体系的主流虽以西方医学为样板而建立,但是普通民众的求医动机和疾病表达方式,并未能完全接受后者的逻辑。在这种东西方医学理念搓揉震荡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争议性医学现象。这些争议的解释,既有赖于狭义医学自身的进步,也有赖于医学背后的文化心理背景的澄清。 为此,本文拟从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象思维模式着手,分析这种思维支配下的身体观与疾病观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疾病体验与求助行为,从而促成了中国人求诊时的高躯体化报告现象。 二、 传统思维模式的内在张力 “象思维”也被称为“意象思维”,由于“象”本身是个模糊的、整体性的概念,故在此遵循诸多文化学者的传统,使用更为笼统的“象思维”而不是“意象思维”这一表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重要的并非“象”的本质和定义如何,而是个体如何在特定情境下识别这些“象”并加以运用。也就是说,“象”的本体性相对于其功能性是次要的。因此,对于什么是“象”、它包括什么、能够划分为多少层次,大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