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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官修书目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明清时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结束。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学术文化进行一次彻底梳理与总结,成为历史赋予这一时期的重要使命。这一时期的官修书目,不仅将古典书目的编制推向了书目史上的顶点,而且它以本身坚定不移的学术追求,肩负起了“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学术使命,既评述了古代学术,又体现出时代的价值追求。 不同于前代官修书目的严重散失,明清官修书目保存情况较好。明代官修书目见于记载的12种中有9种保存完好。清代官修书目5种,全部保存完好,即《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天禄琳琅书目》正续2部。这使人们对明清官修书目的研究建立在直接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之上。 1 传统四部分类的“重君主”观念 自始至终带着鲜明政治色彩的官修书目,发展至明清,渐渐失却了汉代官修书目的兼容并包、魏晋官修书目的多元吸纳、盛唐官修书目的雍容大度,从而走向了封建专制文化发展的极端。这一极端一方面表现在维护皇权的封建统治思想加重,另一方面表现在禁止异己思想的破坏手段加强。 明代初年的官修书目《文渊阁书目》,首先在所著录的39类图书中特立国朝类,专收明代皇帝的御制、敕诰、政书、实录等,并以此冠于全目之首,从而率先将这种君主至上、制书宜尊的封建等级观念在书目分类上推向了历史的最高点。它很快在明清两代的书目分类中产生广泛影响,以后的综合性官修书目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国朝、御制、圣谕等立专类设置于全目之首,私撰书目也争相效仿,使之成为这一时期书目编制的特有风格。 如明代《国史经籍志》,集御制、中宫御制、敕修、纪注时政四目之书257种为制书类,置于全目之首。明《南雍志经籍考》分图书为9类,首列御制。明《内阁藏书目录》分图书为八卷18部。第一卷即是圣制部、典制部;《明太学经籍志》以柜为类,制书则立专柜收藏。明《行人司重刻书目》,分图书为六部,典部第一。并在卷首言明首列典部的理由:“有典有则,昭代鸿编,安上谐民,遵法罔愆,便宜时变,条奏翩翩,谏行言听,仰止先贤。叙典部第一,凡诸典故诸奏疏入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是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典范,表面看来,它并未在四部之外专立御制类,但实际上,此目在四部之首冠以乾隆皇上的《圣谕》25道,《凡例》20册,它们是统贯全书目的纲领,概括表达了乾隆皇帝的修书旨意及编目方法。而且,“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刊之总目首卷,以当序。”乃乾隆46年的谕文。 私撰书目中,如明代《晁氏宝文堂书目》,分图书为33类,以御制书居首,著录当朝皇室御制文章23种。明《艹录竹堂书目》,分图书为16类,首列圣制类,并在序中言明:“经史子集外,制特先之,曰尊朝廷。”明代《江东藏书目》说:“圣作物睹,一代彰矣,宣圣从周,遵一统故也,特为一录,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渎云,目曰制书。”明《玩易楼藏书目》:“首重王言,故一曰制。”清朱彝尊的《经义考》,分图书30门,仍以御注、敕撰居首。 在传统书目分类中,这种尊君重君的思想历来就有所反映,只是在表现方式上没有如此夸张,一般只是在不影响原有类目设置的情况下,在应有的类目之中临时打乱时间顺序,将帝王著作前置于当代著作之首,如《汉志》中,在儒家类将《高祖传》13篇移置于《陆贾》23篇、《刘敬》3篇的前面,将《孝文传》11篇移置于《太常蓼侯孔藏》10篇、《贾谊》58篇的前面。《隋志》亦“以帝王各冠其本代”。明清书目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这一不动大局的表达方式,而是大动干戈地打乱书目次序。 明清两代皆以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而著称。统治者极力执行思想箝制,将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规定为士人必须崇奉的官方哲学。朱明王朝多次下诏:“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又将科举制度进一步程式化、教条化,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注释为标准,发明八股文,以死板的写文格式限制读书人的思想并规定“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禁止对当代问题的一切思考。清承明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推行绝对君主专制的同时,更加上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成份。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以各种名目对他们认为有越轨、悖逆迹象的人士进行无情镇压,甚至株连九族。明代的锦衣卫就是专门的特务机构,以罗织文网为能事。清王朝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多达108起,其恐怖骇人听闻,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成书于这一专制极端时期的官修书目,在特别尊崇代表封建专制的御制之书外,又对其他带有异己观点的书籍极力进行摧毁与攻击。 历代官修书目的编制,虽都泛称御制,但实际上皇帝并不真正过问具体工作,而是委派大臣负责操作,最后仅过目编目成果而已。明清时期,这一传统编目习惯开始发生变化。明代官修书目因追求简明实用,大多没有叙文及提要,因此后人对具体编目情况不甚明了。但有些书目,前面冠有当朝皇帝的诏命、颁赐等,说明了皇帝对编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