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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住房改革的资产转换研究 二、 市场与国家:体制转型的导致机制 关于中国体制改革及其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有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个愿景是，制度改革是市场逐渐取代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分配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即“市场转型”。转型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市场为旧体制内资源再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工人、私营企业家等)提供了新的权力基础、激励和机会,增加了对人力资本的回报,减少了国家干部的政治资本收益。因而市场化可以减少原有体制的经济不平等(Nee,1989,1991,1996)。 第二种观点认为,产权的变化是这场体制转型的中心。这种观点将转型视为一个国家对产权的再分配(Walder,1994)和产权重组(Stark,1996;StarkBruszt,1998)的过程。(1)市场的作用依赖于公共资产的分配方式、资产的性质(如规模、固定与流动性等)以及经济体的组织结构(Walder,1996,2003,2008)。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一次对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之间产权的重新界定和澄清。产权改革由各级政府来执行,干部可以利用增长的自由裁量权从公共资产(土地、厂房等)再分配中赚取相对更高的经济收益(Walder,1994)。Stark的研究发现在匈牙利转型中形成了一个国家控股的公私结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者可以利用现有资产扩张他们的资产权(Stark,1996;StarkBruszt,1998)。 第三个观点将体制转型设想为一次市场和国家政治的双重改革(ParishMichelson,1996),以及一个共同演化(Zhou,2000)或交互作用的过程(BianZhang,2002)。ParishMichelson(1996)认为,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发生了政治改革。这些政治改革包括工人、管理人员和国家行政机构之间相互关系的转变,国家权力的下放等。同样地,Zhou(2000)的演化模型,BianZhang(2002)的互动模型提出了对市场和国家政治如何交互作用及其对经济分层影响的制度分析:在一些地方,市场和国家政治相互竞争和排挤,而在其它地方,他们可能会强化现有的收入分配方式。总体上,他们认为,由于干部占据着战略性的位置(BianLogan,1996),他们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Zhou,2000),或者在市场转型中将他们的政治资本和关系转变成经济利益(RonaTas,1994)。(2) 以市场为中心、产权为中心以及政治与市场互动的三种理论都对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产生机制有所启发,但是它们都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家庭财富的积累过程和财富差距的形成机制。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转型包括大量相互关联的制度变化:市场化、经济结构、产权和国家政策的转型(BianZhang,2002;NeeOpper,2007;SzelenyiKostello,1996;Walder,1996;Zhou,2000)以及法律体系的改革(Wu,2007),而现有研究总是突出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市场转型理论过分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协调作用。以产权为中心的理论局限于所有权改革带来的机遇。而政治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观点忽略了产权变动的影响。虽然有些研究明确了市场化、产权再分配和国家政策对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性(NeeCao,1999;Zhou,2000;BianZhang,2002;Walder,2008),但前两个经济系统与国家政治的转变并没有被同时纳入关于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经济分层的理论或实证研究中。有些学者对市场化和经济不平等现象之间的内在关系表示怀疑(SzelenyiKostello,1996;Walder,1996)。NeeCao(1999)修订后的市场转型框架似乎将市场化与所有权私有化等同,他们认为“如果该省工业产值的主导份额都归功于非国有经济,那么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经济很可能已经出现了”。然而,没有对这两种体系与国家政治的改变同时进行实质性分析,就很难理解财富积累和财富分配不均。 其次,大多数研究只探讨市场化和产权改革过程中影响家庭或个人收入变化的因素。(1)市场中心观点侧重于新兴的生产力和劳动力市场如何改变不同社会群体赚取收入的方式。产权为中心的观点及政治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观点,强调产权的重新分配,以及国家政治或市场为干部提供增加收入或寻租的机会。尽管上述三个观点各有侧重,但它们有着相同的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不均的产生机制:私有财富和财富分配不均通过生产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以及所有权的变化导致的收入机会变化而产生。因此,我们认为都是以“收入创造”的视角来探讨的。这实质上将创造收入等同于财富的积累,是不适当的,因为收入积累只是拥有财富的一个手段。尽管收入和财富通常是正相关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联并不那么密切。根据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