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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文化在汉语词语意义上的体现 法律语言是法律文化的载体和体现，是法律文化的基本因素。抓住这个基本要素, 从这里着手研究法律文化精神1, 无论是传统法律文化还是当代法律文化, 就是抓住了一个基本的、关键的切入口, 一个简捷的路径。 一 词语意义与法律文化意义的分离 丰厚的中华法律文化传统, 就蕴藏在如烟似海的词语意义之中。因此, 通过探讨词语意义彰显隐于词语意义之中的法律文化精神, 这种研究方式就显现出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首先, 词语义与文化精神之间具有全方位相互通达的关系。在语言的各元素中, 词语义与语言的关系在语言与文化的双边关系中, 占着异常重要的位置。它依托着词形, 凝合成一个有独立意义的语言单位, 与周围的文化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它的充盈着的意义内涵中, 与文化元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 “语言的文化意义首先也最为外在地表现在词义身上。而文化无论是作最广义或是最狭义的理解, 它最终都将被语言所记载所表达, 成为词语所反映的对象。如此说来, 一切的文化, 文化的一切又都将在词义中得到反映”。王宁先生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她说:“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言, 语义所含的文化因素要比语音、语法更为丰富、明显”。法律语言的法律文化首先体现在词语的意义上。而历史文化演变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这些词语意义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当这些词语处在具体的语用环境之中时, 其词语义便产生了与之对应的具体意义的固定性和单一性。因此, 陈寅恪先生就说“凡解释一字, 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陈先生对“字” (词语) 意义的认识, 绝不局限语词本义和语言体系内部, 而是强调在考察词语本义的同时, 还须分析其在不同语境中的承袭、变化、延伸的具体义涵。梁治平先生在《法辨》一文中也指出:“语言总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把这个结论作为起点, 可以展开更有意义的探索:由某些字、词的产生, 字形、字义的演变、确定来把握特定的社会现象, 再由表现于这些社会现象之中的历史、文化特质反观这些字、词的内涵, 提供新的解释”。依据大师学者们所言, 我们认为以语词意义及其历史演变为视角, 来探讨法律文化精神的变化, 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其次, 词语法文化意义的失却。因辞典的编纂或其他一些原因隐埋、遮蔽因而失却了一些词语意义, 特别是法律文化意义, 这就需要我们将词语意义还原到具体的法律文化语境当中, 揭示它本来具有的法文化意义。譬如“户”一词, 《现代汉语词典》 (1987年版) 释义为:“门、住户、门第、户头、姓”等五个义项, 这五个概括的义项, 没有揭示法律文化意义。所以, 我们在考察“户”的词义时, 就得把它放回法律语境中, 才能阐明它的法律文化涵义。在“入户抢劫财物”、“入户抢劫婴儿”等语境中, “户”作为“公民的私人住宅”而存在。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入户抢劫”中, “户”指住所, 这个释义使它原本的内涵意义缩小, 外延意义增大, 其含义体现出两个方面的法律文化特征:一是功能性特征——供他人家庭生活, 即能够为居住在该处所的人们, 提供日常生活的便利条件;二是场所性特征——与外界的相对隔离性, 即能够为居住者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以及家庭、个人隐私提供保障机能。这个法律文化意义, 词典没有也不可能收入。这时的“户”, 已完成了由日常用语转变为法律词语的过程。 事实上, 在法律文化的流变中, 法律词语的词义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近代流行的法律语词诸如“权利”、“民主”、“斗殴”、“鞭笞”等术语的确立, 都是在古今中外历史文化转换对接、变化中体现其词语意义的。只有将词语义的形成与其变化置于其生成的历史、法律文化情境之中进行考察, 充分考虑词语生成、发展的社会文化性因素, 方可对词语背后的法律文化意义有真切的解读。 二 “法”和“业”的“点” 尽管我们都知道, 法律语言的法律文化研究方法是开放的, 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都适用于它, 但作为一种学科视角, 总归还得有一些自己的便于操作的具体方法。我们认为“词义阐释法”和“词义演进法”就比较适合于词义的法律文化精神解读。“词义阐释法”, 从词语的理性意义入手, 作一些“点”的考察;“词义演进法”, 把词语置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进程当中, 考察它们在词义变化中显现出的法律文化精神。任何一种方法的运用都不可能是纯粹自足的, 我们这两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中也是互有关涉的, 在“点”的考察时, 需要把语词放置于一定的历史文化演进中;而在使用第二种方法时, 常常需要一些“点”的分析, 因为“词语总是一定历史文化的产物”。这两种方式, 我们各选取一例词语作为对象, 试作探析。 (一) 节点词义的法律意义 “词义阐释法”, 这个方法要求在选准词语后, 通过考察该词义的“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