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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道正室》看东汉的礼学功能 汉代是一个重视礼仪和礼仪的时代。关于礼仪制度的学者很少。东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郑玄三礼》。蔡邕极为重视礼仪, 认为“国之大事, 实在典祀”218。他所倡导刊刻的《熹平石经》是集体创作, 从所存资料可确知蔡邕参与了《礼记》的校定。与马融、郑玄等礼学大师不同, 蔡邕研究礼学, 不是侧重于文本章句的研究;他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来进行礼学研究的, 无论是作《月令章句》, 还是进行宗庙迭毁、正定谥号, 无一不是为了规范东汉礼制、振兴朝政。下面分别阐述。 一、 蔡观其月令的学术重述 明堂是进行各项重要典礼的主要场所, 是集祭祀、行政、教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特殊建筑。明堂之制产生很早, 到周朝时已经比较完善, 在东汉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但汉武帝欲建明堂时, 儒士已经不能通晓这一制度。后世两千年更是众说纷纭, “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 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125。 明堂的名称历来繁多复杂, “或言明堂祭五帝, 或言明堂为祭文王之庙。或言朝诸侯于明堂, 或言明堂亦名辟雍, 或言明堂亦即路寝”183。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申发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取其宗祀之清貌, 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 则曰太庙;取其尊崇, 则曰太室;取其乡明, 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 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 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 其实一也。”518这段论述详细地列举了明堂的别称, 以及产生别称的依据。他认为明堂与太庙、清庙、太室、太学、辟雍都是异名而同实。其中, 他的“明堂即为天子宗庙”学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千多年来, 这一观点被赞同者不断引用作论据, 但也遭到了袁淮等人的反驳。 他对明堂的功用作了说明, 认为明堂最主要的功能是“宗祀其祖, 以配上帝者也”518, 是主祭上帝, 配祀先祖的。第二个功能是“谨成天顺时之令”518, 是颁布月令的场所;第三个功能是“明前功百辟之劳, 起尊老敬长之义, 显教幼诲稚之学, 朝诸侯选造士于其中”518, 是用来昭明制度、推行王政的;第四个功能是“为大教之宫”, 是四学具备的朝廷的学宫。可以说他对明堂基本功能的概括, 已经是比较完备了, 这与他的明堂异名同实说一脉相承, 是集宗庙、太室、太学、辟雍的功能于明堂功能之中。 蔡邕还对明堂的构造作了细致的描述, “九室”、“十二宫”、“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堂高三尺”等说法, 是继承了《大戴礼记》的说法。其他一些具体尺寸, 有人认为是蔡邕对周朝明堂的推测, 有人认为他是对东汉明堂的记载。姑且不管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这些数据的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因为光武帝始建明堂后, 并没有留下关于明堂形制的具体数据。由蔡邕记下的这组数据, 对于明堂研究应当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月令与明堂紧密联系, 人们通常把月令也称为“明堂月令”, 蔡邕在月令研究上用力颇多, 其月令观集中体现在《月令章句》、《月令问答》和《明堂月令论》上。 蔡邕在《月令问答》中, 阐述了自己解说月令与他人的不同之处, “予幼读《记》, 以为《月令》体大经同, 不宜与《记》书杂录并行, 而记家记之又略, 及前儒特为章句者, 皆用其意传, 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征验布在诸经, 《周官》、《左传》皆实与《礼记》通等, 而不为征验, 横生他意, 纷纷久矣”534。他认为前人所作章句多不是从其本旨出发, 在研究方法上也没有注意到与古文经典《周礼》、《左传》相联系, 没有真正理解月令的含义。为了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 蔡邕的《月令章句》以《周礼》、《左传》之文互证, 打破今古的界限、综合了各家的观点。 蔡邕着力月令研究, 与月令的现实意义密切相关。制定月令的最终目的是根据天时, 制定人事, 是为了维护天子的统治、巩固天子集权地位的需要。这是蔡邕通经致用思想的一大体现。蔡邕对月令的研究, 在后世影响很大, 被许多解说《月令》的著作引用。 二、 主张恢复汉朝诸帝诸帝的庙制 宗庙制度在西汉之初并不完备, 各自在陵旁立庙, 没有列昭穆之序。后来经过几朝的议礼, 最终确立起“一祖二宗四亲庙”的宗庙迭毁制度。东汉承继西汉典制, 亦实行七庙之制。但是从明帝开始, 就已经违背礼制, 藏主于光武更衣别室, 形成“同堂异室”之制, 章帝之后诸帝皆依照此制, 并且, 至献帝之前没有实行过毁庙, 每帝都上有尊号。在崇尚礼制的东汉王朝, 对于如此违背礼制的现象, 历经多朝无人质疑。所以徐天麟感叹说:“东都儒者如张纯、朱浮、曹褒、郑玄之俦, 皆号称明习典礼, 而独不能复古人七庙之制。”55 蔡邕在《独断》中, 对西汉的庙制改革、东汉的宗庙之制、诸侯王入大宗后尊其父母的制度、宗庙祭祀制度、禘祫制度作了系统论述。献帝时, 他提出宗庙迭毁的建议, 主张恢复周礼, 建立东汉的一祖二宗四亲庙的宗庙迭毁制度。首先, 他认为光武当称世祖、明帝当称